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美国式党政关系探析

党政关系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它主要探讨政党与国家权力各组成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美国宪法未提到政党,但政党的活动和影响已渗透到美国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美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国家权力被分成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不同的部分,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和职责运作。因此,在政治运行中的美国党政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党与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之间的分析关系上。这也表明美国党政关系的实质是党政合一的。     

西方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西方历史上分权思想的演进逻辑是从阶级分权、机构分权发展到职能分权。古希腊罗马的分权思想实质上都是以混合政体为基础的阶级分权,即通过各个阶级分享权力、相互制约以实现阶级利益的平衡。阶级分权在实践中容易引发阶级斗争和政治动荡。西方近代分权思想强调的是职能分权,即承担三种基本国家职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分立、相互制衡、相互合作。职能分权使政治斗争间接化、程序化、技术化,国家权力更具抽象性和公共性,利益冲突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在法治的轨道内公正解决,从而为构建良好政体确立了稳定的权力结构基础。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美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经历了由邦联制向联邦制演变的历史过程，这种演变完全决定并适应于美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美国的国家权力也逐渐由各州分权走向联邦中央集权。但美国联邦中央权力的集中，不同于单一制国家的中央集权，而是奉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并不是三权的绝对平等，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有所重。     

论行政权力运行绩效的偏离与回归——关于行政权力制约的一种新的解说

行政权力的公共性特征使公众对它抱有期望 ,然而行政权力的人格化却使行政权力的运行绩效背离公众期望 ,出现了偏差。要使这种偏离回归 ,需要从行政权力产生的源头、行政权力体制的结构和行政权力的惩戒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从行政法角度质疑英国政府的三权分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洛克首先提出了分权学说,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对英国的分权政府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洛克的分权学说,提出了系统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事实上英国18世纪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分立、制衡来形容,行政机关从来不只是行使行政权力.     

从行政权力的本质反思公共行政伦理

行政权力从属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并减少行政权力的异化,从而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宪目的。行政权力的起源及其本质说明公共行政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伦理的建设应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学逻辑,主要采取法制化的有效途径。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千年难题

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问题.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最高长官集军、政、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衡为基本特征;集权极易导致分裂和战乱,分权极易导致政府软弱无力.二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二级是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三级则是现实所需.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就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     

集权与分权:依据、边界与制约

如何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本文认为要根据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功能以及价值追求来划分权力边界.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继续沿用单一制国家结构、维护中央权力的集中和权威是十分必要的,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在此前提下,涉及全社会性的政策与法律的行政执行权和法律执行权,适宜采取垂直管理的集权体制,以达到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涉及处理地方事务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力,适宜下放给地方政府,以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但构筑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系统体制,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共同关键点.     

部门利益膨胀与我国的行政立法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而当前我国部门利益膨胀现象十分严重,部门利益的膨胀往往是借助行政立法手段,促使"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因此,解决部门利益膨胀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立法制度,严防行政机关借行政立法之机扩张部门利益。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裁判执行权的再思考--从权力的个性考察

"执行难"是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执行难"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对执行权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建立合理执行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以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权和司法权性质上固有的差别来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并不具有任何司法权的特性.由法院行使执行权不仅不会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会加剧法院的"行政化"色彩.针对这种状况,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由行政机关行使.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制约的现状与立法完善

刑事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是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这种制衡应该与检察权的强度相适应,并且不得违反刑事司法审判的中立性原则和被动性原则。然而,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一原则,造成审判权对检察权制衡的过度与不足,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司法公正为核心构建更为良性的权利制衡机制,完善审判权对检察权的制衡,对于促进两权规范的行使,维护权力均衡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善行政立法: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

和谐社会呼唤民主法治,强调民主立法和立法民主。作为我国重要立法部门的行政立法,在立法理念、立法制度、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上还有不完善之处。因此,完善行政立法,贯彻立法的民主和谐理念,严格程序,健全监督审查制度,对制约行政权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拓展与被监督:中国特色检察监督制度之修构

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我们在理性择取的基础上并加以民族化改造的成果。在我国权力架构中,为弥补一元分立权力结构模式下权力制衡因素的缺失,实质上是借法律监督之名,让检察机关担当权力制衡的角色。实践中,检察机关一直强调自身司法机关的属性导致其实际权能限缩于诉讼领域,法律监督演化为诉讼监督,这与检察机关的应然角色不符。拓展检察机关具有权力监督内涵的权能是修构中国特色检察监督的首举之棋,应把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审判权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内容,而不是重点。为使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行使处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与行政权、审判权保持一种相对协调平衡的状态,扩权之前必先找到适合我国权力结构模式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检察模式。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论桥头堡建设的法制保障

桥头堡建设作为我省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实施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行政权、司法权的运用以及相互关系。在我国宪法及行政法等现有制度框架下对我省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进行法制设计,运用长期以来宪法、法律在我省多民族地区实践的理论及成功经验,提出一个具体的法制保障的方案,包括立法方案、执法方案和司法方案并对其进行论证,是我省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自然人公司执行董事制度之完善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规模较小、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只设一名执行董事。但由于执行董事的职权相对较大,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旦股东之间发生冲突,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完善自然人公司执行董事制度之有效途径是赋予股东对执行董事的诉讼权利,确立公司解散诉讼制。     

中国立法机关变迁的法文化特质

中国立法机关的历史变迁经历了无常设立法机关、常设机构和群臣参与、立法权专属于特定机关三个时期.在法律本身是经义或礼仪的附庸那些年代,立法权并不专属,而是控权集团贯彻时势政策的附从机构;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不独立于行政权,决定了立法产生的法律规范本身并不分立于其他行为规范.清末以降西方民权思想的引入,开始让中国人认识到人民主权理念支配下的立法权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归属;举凡民政、财税、军政等整个社会生活都应由立法来规范,并且这些法律是能够得到充分地贯彻实施的;立法权开始专属于议会机关或类似代表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