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语言的选择与晚清“诗界革命”的诗学道路

本文通过语言视角,分析晚清时期"西学"的思想思潮转化为"诗界革命"的形式冲动的具体过程,揭示语言选择上的保守性直接决定着"诗界革命"诗学话语的建构、诗体形式的转向以及诗体尝试的限度。     

论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调适与定位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伊始,提出了对诗歌"新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的要求,试图达到在旧体诗中表现新的现代性体验的目的。随着"诗界革命"的发展,梁启超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来调适其中的矛盾,完成了"诗界革命"的历史定位,从中体现出两难的文化心态。     

诗界革命:现代新诗语言追求的先声

诗界革命与现代新诗在语言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同属于晚清语言变革运动的同一谱系,采用进化论及域外语言变迁史作为镜鉴,并且在变革文言与建构白话的方略上也有着共同的取向,即以口语、方言与外来语改造文言。因此,就语言变革而言,诗界革命足以被视为现代新诗的新声。     

毋暇:晚清诗界革命前期重要诗人

自1900年6月起,毋暇诗作就频频见诸《清议报》,数量之多,居“诗文辞随录”栏目150多位诗人之榜首,表现出革新图强的思想性和求用于世的功利性.纪念戊戌变法,缅怀献身政治改革的死难者,表达矢志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念,揭露列强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弘扬尚武精神乃至鼓吹暗杀主义,是其较为集中的主题意向,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且符合梁启超倡导的“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创作纲领.无论从诗歌数量来看,抑或从诗歌内容和特征衡量,毋暇均称得上晚清诗界革命前期重要诗人.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及其诗学意义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救济精神饥荒” ——梁启超三界革命论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文学的主张。其变革主张是建立在进化论、人性论、文学宗教论以及文化化合等现代理论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目标是创建适应新时代、立足大众、面向世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辛亥革命后,商界中许多人士除政治思想和政治责任感的改变不甚突出之外,对其他不少问题的认识则出现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变化;同时,商界的组织程度较诸清末也获得明显增强和提高。这些新的变化,均与辛亥革命有着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可以视为辛亥革命对商界这一重要社会群体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辛亥革命后商界的发展变化,又在许多方面产生了过去少有的新影响,其中既包括对商界自身的影响,也涉及到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变迁的诸多层面。     

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经济诉求

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辛亥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社会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

近年后苏联国家受到具有所谓“民主”意义的“颜色革命”的袭击,文章对此的反思是:(1)2005年中亚经历的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大不一样的“革命”。(2)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从这点看,2005年中亚发生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3)最近30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伊斯兰革命”和民族分离运动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与西式“民主化”为背景的现代化“革命”相关。喧哗一时的民族分离运动似已退潮,“颜色革命”也受阻,恐怖主义和被认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却让美国头痛不已,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华盛顿搬起“民主化”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保守主义革命"是德国20世纪初一场重要的理论思潮,对德国20世纪的政治结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保守主义革命"的主要人物、核心范畴及其社会关联作了初步的论述.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家族化企业的"管理革命"

企业的家族化治理结构是指 ,企业的控制权被家族或准家族成员 (如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 )所把持。这可以是家族 (所有的 )企业 ,也可以是管理者控制的企业的选择。不少研究表明 (如台湾郑伯和黄敏萍的研究 ) ,在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人企业中 ,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家族化的企业治理结构。如在台湾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阶层中 ,具有亲戚关系者占到 90 %以上 (同上 )。国内的一些统计数据也给出几乎同样的图景 ,家族或泛家族化成员控制了企业主要的决策和监控管理岗位。一项对中国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 :在抽样调查的样本中 ,已婚企业主的配偶 …     

王蒙和“文革”结束以来的文坛制衡格局

文坛形成制衡格局,进而生成高效有力的文学系统制衡机制,是中国文学正常生存、科学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文革”结束以来,王蒙用常人文学观和文学生态观有力制衡精英文学观和文学生态观,用低调作风有力制衡文坛精英的高调作风,在思想方法上用经验主义、相对主义、折中主义有力制衡文坛的激进主义、绝对主义、极端主义,用常人心态有力制衡文人的精英心态.这定格了他的人生轨迹,是多种因素融构、合力的结果.他在文坛创建制衡格局,进而生成高效有力的文学系统制衡机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