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赋衰变探微

汉大赋是汉赋主要体式之一 ,体现了汉人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汉大赋兴于汉初 ,衰于汉末 ,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很多。从历史背景方面看 ,既与时代有关 ,也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及对它的利用程度有关。自武帝之后 ,随着汉王朝的逐渐衰落和帝王对大赋爱好的逐渐减退 ,大赋便日渐衰微 ,东汉中叶以后 ,再无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从经学与大赋的关系方面看 ,自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两汉统治者对儒学越来越重视。通经入仕既被视为人生正途 ,且易博得尊官显位 ;献赋虽然也可得官 ,但机会很少 ,即使得官 ,亦颇类俳优 ,地位低下 ,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大赋与儒学

汉大赋与儒学刘周堂以铺张杨厉为特征的大赋何以在汉武帝时兴盛一时？汉大赋为什么在体制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劝百而讽一”的内在矛盾？这是汉赋研究史上的两个重要问题。关于前者，论者大多笼统地将它归之于汉帝国的繁荣和昌盛；而对于后者，则大都避而不议，似乎是文体...     

文学自觉与诗赋的消长

汉赋对“丽”的追求是文学自觉之先声。晋人倡情与丽结合，掀起文坛新潮。士族社会“及时行乐”之情与汉赋的娱乐功能相拍合，使南朝文学走向轻艳靡丽。于是汉赋积淀下来的审美经验在士族社会精神气候下长足发展，并影响诸文体，是为“赋化”。而“诗化”则体现在“意象化”上，从外在的穷形毕貌走向内在的情景交融。正是文学的自觉促成了文体分工与诗赋之消长。     

汉赋起源新论

关于汉赋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谓源于<诗>,或谓源于<楚辞>,或谓多源.我们认为,"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所作的赋学批评而已,事实上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风气促成了汉赋的产生,这也是赋之得名的主要原因.<楚辞>原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又受汉赋影响,遂有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至于汉赋多源说,实未揭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在何处.细案史料,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从春秋时期公卿士大夫在特定的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到战国时期士人的隐语讽谏和游说进谏,再到汉初枚乘的<七发>,汉赋的萌发、演进之迹皦然分明.     

汉大赋名物书写的地理特征及其文学价值

汉大赋以铺写名物见长,而名物依托土地产生,具有鲜明的地理特征。汉大赋对域内名物的书写,真实与想象共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物在赋中汇聚于一地,传达出强烈的“大一统”意识,标志着郡国臣民臣服于天子;对域外名物的书写,以中外交通为前提,名物由域外输送至中土,寓意万邦来朝,是“天下”内涵的丰富与“大一统”观念的延伸。赋家有意识地呈现具有地理标识的名物,而名物因其固有的地理特征则增强了赋体文学的表现力。研究汉赋名物的地理特征,能够发掘名物的叙事功能和修辞效应,并进一步认识赋体文学的“巨丽”之美。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①汉儒认为诗的主要价值是讽谕,这种观念禁锢了两汉诗歌的发展。②汉骚赋虽模仿屈骚,但因无屈原的“悲世”激情与批判精神,加之以理性思辨代替抒情,故缺乏屈骚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③汉大赋追求大美与形式美,标志着赋家文学自觉意识的增强。但铺陈与讽谕存在矛盾,使大赋成为病态艺术;赋中缺乏作家的真情,使大赋成为“为文造情”之作。④因司马迁的悲剧遭遇及“发愤著书”的意识都与屈原相通,故在汉代文学中,真正继承并发扬屈骚传统的是《史记》。⑤乐府诗虽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现交融并重,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却得到更大的张扬。⑥东汉后期,人们逐渐摆脱政教伦理文学观念的束缚,重视文学的抒情特征,而《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缘情”文学的诞生。     

浅析班固赋学观的矛盾

汉赋作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伴随和背负上了重重矛盾和尴尬,赋家本身更是充满了矛盾和煎熬。斑回作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其围绕赋表现出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原因．他的赋学观鲜明而独特。他基于儒家诗学观的矛盾赋学观、自相矛盾的赋体艺术批评以及理论与创作的自我割裂与背叛是他对赋这种特殊文体的认识矛盾重重的具体表现。班固的矛盾主要缘于其身份的复杂性和当时士人特殊的生存状态与心态。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

<正> 东汉后期,汉大赋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消失,抒情小赋随之发展起来。张衡是汉大赋与抒情小赋交替的人物,赵壹、蔡邕、祢衡则是东汉后期著名的抒情小赋作家。但此时赋坛甚为寂寞。魏晋以后,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赋风发生急剧变化,赋声大作,作者辈出,作品繁多,其声势已超过汉大赋鼎盛的武、宣时期。这是我国赋史上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期,在短短的20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魏作家40多人,赋作250多篇;晋作家110多人,赋作700多篇。但东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赋又步入衰微。统观魏晋南北朝赋,与汉大赋相较,有如下明显特点:     

论建筑风俗对汉赋的影响

汉代建筑风俗对汉赋具有一定影响,这主要表现为:风水术的流行使汉赋中的建筑描写体现出某些风水观念;法天则地、仿生象物的营造理念的流行使汉代赋家特别重视对建筑物之象征性特点和意蕴的表述.从建筑风俗的角度考察汉赋,可以使我们对于汉赋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更为合乎情理.     

简论汉魏六朝的纪行赋

<正> 纪行赋或称述行赋、行旅赋,是汉魏六朝赋的一大门类。根据臧荣绪和刘勰所论,纪行赋的主要内容特征可归纳为:1、记述与经历之地有关的人文掌故;2、摹写经历之地的山水景观。据此考察现存汉魏六朝所有的纪行赋,我们认为,他们的说法近乎事实,是可取的。这一时期的纪行赋,或侧重记述“人物”,或侧重摹写“山水”,或     

模拟与超越:从汉赋看文体嬗变的规律

汉赋作家强烈的侍从意识、对成功赋作的盲目崇拜心理、汉代经学的陈陈相因思维模式和对诗骚美刺叙志文学传统的全盘接受，是造成汉大赋模拟成风的主要文化因素。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造成汉赋模拟的文化土壤的渐次消失，汉赋创作在体式上和题材上出现了超越，由汉大赋的兴衰不难窥见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嬗变的规律：文体自身的逐渐呆滞和文化风尚的不断改变，是一切文体嬗变不可或缺的内因和外因。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礼与游乐:汉代畋猎赋的双重导向

蒐礼在其仪式化的外表下保留了讲武的功用,但帝王借蒐礼行游乐之实,就是游猎,汉代最为频繁,这是汉大赋游猎题材兴盛的现实基础。汉大赋铺陈畋猎,可以视为《诗·小雅·车攻》主题的异代传承,而赋体"凭虚"铺陈的体制特点和扬采摛藻的颂扬倾向导致畋猎题材的极度敷写。但帝王游猎及其大赋铺写引起经学视角的批评,经学崇礼的要求导致汉大赋畋猎铺写的反思和转向,不仅表现为游猎铺陈"曲终奏雅"的结构紧张,而且导致汉大赋畋猎铺写的消减,有悖大赋铺陈的体制要旨,并形成递进反思和超越的结构模式。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兼裁众美 其美在调——论西汉文化的“和合”趋势对大赋美学旨趣和创作模式的影响

西汉武宣之世政治文化的“和合”特点是造成汉赋创作模式和美学特点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却为赋的研究者所忽略。大赋吸收了先秦南北文学在形式和功能上的优点 ,兼裁众美 ,创为新体 ,表现出对先秦儒家和道家文艺观、美学观的兼容并包倾向 ,这是“和合”思想在文学上的具体实践     

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

赋的抒情化是“赋的诗化”的本质体现。曹丕的赋,或自抒怀抱,或者代他人抒情,或因景、感物抒情。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使得赋作情感绵邈、细腻,打破了汉赋物情相离的传统,开辟了赋的诗化的新起点。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