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决反对腐败,建设法治中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步伐加快,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法治化与法治的中国化——谈转型时期的中国法治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效,法治化的进程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治中国的构建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也得到了绝大数人的认同,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正在迈向良性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从改革初期过渡性色彩的立法模式到现如今依然过度依赖行政力量主导法制发展的内涵,这使得现今中国的法治化呈现较为不平衡发展的特质。因此,中国现代法治问题在社会制度改革过程中被推向前台。     

我国财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趋向研究

随着我国推进财税法治步伐的加快,加强对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培养财税法职业群体的根本保证.当前我国财税法律人才培养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体现为在传统的路径依赖导向下易出现人才培养模式混同、重理论而轻实践、评价机制不科学等问题.财税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亟需从根本上改良和革新,方能紧跟财税法治建设进程,为我国推进深层次的财税改革保驾护航.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     

简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公共财政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为我国的重大历史任务,它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了四大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就是其中的两项。目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在试点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从公共财政的角度,从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分析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财政体制的必要性和几个关键环节,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并进一步论证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公共财政应当是民主财政和法治财政。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良法善治”维度下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双化协同”

“数字法治政府”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最新概念,彰显出政府治理信息化与法治化有机融合的价值导向。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元素的融合深度不足,政府建设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双化失衡”与“弱势叠加”的障碍亟待破除。“良法善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方法,是一种由“良法”和“善治”有机结合的治理模式。我国的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应当在“良法善治”的框架下展开,确保政府建设的法治化与数字化得到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以法治思维运用数字技术、以数字技术推动依法行政的建设目标。     

民主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两大基本方针.在寻求法治化的过程中,民主对法治的基础性作用逐渐清晰地凸现出来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民主为良法提供了保障,为守法提供了前提条件,为法治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沃土.因此实现法治必须要先发展民主.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更要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为法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法治才能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强制主导作用,也要重视社会和民间层面的基础配合作用。在我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词,实质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我们所要弘扬的"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     

财税体制改革视野下税收任务的法治转型

自分税制改革后,税务行政部门层层分派“税收任务”,甚至将定额指标与官员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依法收税长期被置于从属地位,这种包税形态与法治理念相冲突,阻碍着我国财税法治的进程。通过运用掠夺性统治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梳理税收任务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弊端。要摆脱税收任务的困境,就要从税法意识、税法体系、公共预算、税务机构和职能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着手,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申言之,就是要转变原有的包税制思维,在财政税收的各个环节树立依法治税理念,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法律体系,提升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水平,改革我国现有财税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以纳税人权利本位保障纳税人权利,以期全面实现我国的税收法治化。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简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现行费税体制下开征物业税不具有法律正当性

包括物业税在内的任何征税,都是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强制性剥夺。只有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的征税行为,才不至于异化为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我国拟议中的物业税立法层级太低,隐含了对债务征收财产税的悖论,在内容上有重复征税的重大嫌疑。在未改革现行房地产税费体制下匆忙开征物业税,缺少法律上的正当性。     

法治视角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研究

2018年3月我国推出国税地税征收体制改革方案,明确社会保险费由国家税务机构统一征收,改革带来社会保险费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征缴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变化。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法治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费征收体制,是国际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准税收,涉及数亿人切身利益,以法治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建设很有必要,建议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立法明确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职责和征收程序,完善征收争议解决机制,设立试点劳动社会保险法庭等。     

借鉴国际经验重构我国财产税制

改革和重构我国财产税制势在必行。借鉴国际财产课税经验 ,分析我国现行财产课税存在的缺陷 ,改革我国的财产税制 ,应兼收并蓄综合财产税税基较宽与个别财产税便于控管的优点 ,整合现行财产税类各税种及其它相关税种 ,建立统一的财产税 ,分别设置税目 ,分项进行课征。     

司法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体制改革探析

司法法治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司法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党中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部署,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是：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司法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提升司法职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     

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建立一套既适合我国国情又具有一定国际先进性的科学、规范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是开展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新企业所得税制不仅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而且以统一法律、公平税负、完善税制、促进发展为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在纳税主体、税基、税率、税收优惠、避免重复征税、反避税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创新。     

我国直接税征管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未来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加快直接税改革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系并不能有效支撑直接税的征收,导致直接税税制改革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通过梳理我国直接税征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着重分析我国直接税征管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我国直接税税制改革顺利推进,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结构性简约税法的理论证成与工具适用

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演进与征管创新对稽征经济原则的偏离严重。稽征经济理论对此无法加以解释与规范，理论与实践错位突出。在诠释税法中“简约与复杂”的逻辑关系后，通过简约税法与稽征经济的理论联结，同步考察域内外实践，提出稽征经济的实质是结构性简约税法，并架构起“四梁八柱”的新理论体系。一方面，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税制总是呈现出有繁有简的结构性特征，税制的复杂化生长有助带动税法简约成为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税制设计与征管创新若能契合简化税制要素、精选税制工具、致力透明税制、减少例外规定、降低征管费用、压缩合规成本、便利救济渠道、实现内外协调等目标要义，将过分的复杂税制尽力简化，对简约税制巩固成效，有利减少因税制复杂化失当带来的效率减损，不断提高征管经济性。在结构性简约税法理论指引下，税制简化的审查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简化指标更为科学，助力增强税法建制原则的解释力、规范力。通过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中的实体与程序税制进行相关性反思、修正，沿循新的理论路径，助力深化税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