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语言看国家形象塑造

媒体语言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国家形象塑造也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标题通过词汇、句类、语义三方面策略塑造了一个奋进、团结、光明、崭新、具有亲和力的新中国形象.媒体语言的运用关乎国家形象建构,为更好地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媒体语言在塑造国家形象时要与时俱进.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校学生受教育主体形象塑造

<大公报>通过对学生受教育权和自身利益维护以及对学校事务的参与诉求等活动的报道、交流和评论等,塑造了学生作为受教育的权利主体形象.具体表现为保护入学权的主体形象;反对强权、保护受教育权的形象;保护自身待遇的形象;参与学校事务、干预学校管理的学校主事形象以及保护学校独立的学校主体形象.这些形象的描塑,反映了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的现代特征:教育权利主体意识觉醒;学习自由权意识增强;学校"主人翁"意识扩张以及学生的复杂性和不成熟性.<大公报>在对学生形象塑造中发挥了其大众传媒的独特作用:宣泄和渲染了学生情绪;批评了学生负面形象;分析、评论和解释学生行为,以利于塑造正确的学生形象;为学生形象塑造构建了公共空间.     

双重他者形象的背后--论赛珍珠的《西风·东风》

在<东风·西风>中,赛珍珠运用双重视角,同时塑造出了两个"他者"形象.首先,她以叙述者的视角为西方受众塑造了"意识形态"的中国他者形象;其次,她在东方语境中为自己国家塑造了一个"乌托邦"的他者形象.而这两个他者形象的参照系则是赛珍珠心目中虚幻而完美的美国.     

公关新闻的语用策略

传播是公共关系的核心要素,语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借助新闻媒介的传播优势,运用新闻的言语体式开展公关形象传播,是符合有效原则和效率原则的一种公关语用策略.公关新闻的组织形象塑造目标,主要是通过实力形象、品牌形象、文化形象的塑造几个方面来实现的.     

新时期大学生党员形象问题及对策研究

大学生党员作为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党的重要新生力量,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形象塑造的必要性.文章研究和分析大学生党员形象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明确其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并阐述保持和提升大学生党员形象的有效途径.     

刍议鄂温克民族风情动画形象的创作策略

鄂温克传统图案具有灵秀之美,将其运用在动画形象设计中既可以提升鄂温克动画形象的民族风味,又有利于动画形象"刚性美"的塑造。具体创作策略为:以鄂温克传统图案为基点,以图案与动画形象的融合为手段,以刚性美为表现核心,创作具有鄂温克民族风味的动画形象。     

“维新领袖“与“封建教主“——康有为身份的两重性论析

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特别是1897年至1898年戊戌变法的正式开展,构成了他政治和学术生涯最有光彩的篇章. 一个"维新领袖"形象由此矗立于历史舞台.但细来解读康有为的笔下文字与言行,不难发现其内心的内在矛盾,其刻意塑造"教主"形象溢于言表.     

凸显语言交际能力——“闲聊”的策略化运作

"闲聊"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国内是一个相当新的研究课题.基于德尔·海姆斯的"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展现了"闲聊"全新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在人类学、心理学和女性研究先前对"闲聊"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旨在为深入地理解"闲聊"的社会功能,总结出人们在"闲聊"中所运用的语言策略.研究发现:人们在"闲聊"过程中运用了各种语言策略来促进内部团结,重建社会规范,塑造正面的个人形象等.     

民族地区高校形象塑造与形象传播研究

形象是国内外同行、政府、社会各界对一所高校的总体评价,它反映了高校的知名度和辐射影响力.民族地区高校要从理念、定位、制度与策略等四个方面进行形象塑造与形象传播.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处理汉奸问题措施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汉奸作用不容小视。清政府对于汉奸活动极为重视,并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处理汉奸问题,然而因为清朝统治者认识不清及晚清政治腐败等多种原因,尤其是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外敌入侵时各类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剧烈变动的新形势,使得诸多处理汉奸问题的措施沦为具文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添一注脚。     

抗战前期《大公报》的锄奸报道与宣传

文章通过对抗战前期《大公报》关于锄奸的报道、《大公报》锄奸报道的特点与宣传手法以及《大公报》锄奸报道所产生的舆论效应等的分析,展示了国民政府与社会民众对于汉奸的痛恨,以及对锄奸运动的支持,振奋了抗敌锄奸的民气,并营造了一种社会舆论氛围,对当时已经投敌和有可能投敌的汉奸构成了威慑,对国统区和敌后沦陷区军民的抗战斗志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校园里的背叛者——对布尔迪厄《国家精英》相关问题的解读

布尔迪厄认为，作为“超出了常规的命运”的群体，“背叛者”在教育权力场域的争夺战中扮演着十分重要角色，但往往因为其所占的微小比例而被教育研究者忽视。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背叛者，“寻入歧途者”和“误入歧途者”在背叛方向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差异，但在争夺权力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目的。不同背叛者在教育场域的权力争夺战中所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种种策略能取得一定的背叛效果，但无论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还是现实意义上，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因而这种背叛也很不彻底。     

《清夜钟》作者非陆云龙考

路工先生关于《清夜钟》作者为陆云龙的判断存在多处疏漏,确凿的四条证据证明陆云龙并非《清夜钟》作者,从《型世言》、《清夜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三书中共同存在的吴语方言,只能推测出他是江浙文人。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人员构成问题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使得汉奸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清政府对于汉奸的人员构成情况所作的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在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显著夸大,反而不利于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     

《易林》援引《左传》大夫家臣林辞考论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大量援引了《左传》中的典故和词语，其中有不少林辞涉及到《左传》中的大夫家臣。对这些林辞一一考证后发现，这些大夫家臣一类为贤臣良辅，“忠”在他们心目中永远是处于第一位，另外，他们能知礼乐而守之；另一类为乱臣贼子，他们或敢于随意废君弑君，向君发难，或具有强烈的权欲、无厌的贪欲和龌龊的情欲。可见当时的宗法制度和君臣观念已经遭受巨大的冲击，而焦延寿援引这些林辞是借古讽今、以史为鉴。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时期,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所创造的革命业绩,有了一定的正确了解与认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并且为海外华侨华人及世界各国人民以后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时期三个亲日派被打倒原因新论

五四时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被打倒,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为背离了民族利益。然而,他们对形势判断的错误、对学生能力的轻视、对现场缺乏控制等应对危机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对五四时期“卖国贼”问题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不论是亲日派还是亲美派,只有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才能逃过民族话语的审判。     

清末陈天华道德救国思想刍议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陈天华欲求振作之方,行救国之实,比较“注重精神上的学问”。他揭露批判国民寡廉鲜耻、自私自利,官吏贪恋官位、畏死无为,留学生空谈救国、言行相悖,汉奸丧灭天良、助纣为虐等堕落人格。围绕道德救国,他系统阐述了在价值取向上以爱国为核心,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德私德、义务权利统一,在道德内涵上国民应具有独立自由平等、合群团结尚武之精神,在人格范型上崇尚近代国民人格等思想,并积极诉诸实践,最终以蹈海殉国方式使这一道德救国思想获得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