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权力演进理论和差异性社会的权力作为

马克思的权力演进理论与差异性社会这一研究范式之间的学理贯通,既使得前者对于后者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又使得后者在前者的语境中得以更好地深化。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在社会变迁中的辩证发展,也规定了它们在差异性社会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推动差异性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     

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及其关系的分析

权力是指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在内的一切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只要有群体和组织生活的地方就必定产生权力现象.从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角度可把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力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类型.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基础,政治权力是社会权力的保障,两者形质相同,存亡相依;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制衡关系.一种社会形态的有序运行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一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社会权力的博弈和统合过程.     

当代中国的权力非均衡性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权力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社会权力过于弱小;在社会权力内部,精英权力过于强大,大众权力过于弱小。这导致社会的公平性缺失、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了实现权力均衡化,需增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公共性,制约资本权力、引导知识权力,增强大众权力。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论系主任管理的环境特性及权力构成

对系主任管理进行科学研究是现代社会管理专业化、专门化趋势的客观要求。系主任管理研究有两个基本前提：即系主任管理的环境特性和权力构成。环境特性表现在组织环境、心态环境和管理对象等三个方面，其在实践上要求着力建立心理领导关系；权力构成也有其独特性，这表现在：行政权力是前提，学术权力是底蕴，情感融通是关键。     

以社会制约权力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特点，政府的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对于公民的权利构成重大的影响，政府权力失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本文从政府的目的、权力的来源等方面论述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守法对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权力失控，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时，公民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一个独立于、外在于国家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个人的中介，能够有效地对权力形成制衡，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     

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要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自己的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设计。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方案的设计,都走上了一条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即试图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找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不成功的。所以,应当超越权力制约的这一传统思路,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某个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促使或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此即权力。法的本质内容主要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个基本元素构成的,其中权力是法自由和法权利的支柱。权力这个范畴在法学上受到重视,始于近代权力分立理论的启蒙和现代公法的发展,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扩大,行政权力的无所不在。没有无权力的法。也不容许非法的权力。     

文化软实力的社会、政治功能浅探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是激发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由此,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对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新认识、新论断。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功能：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教育塑造功能;政治合法性功能;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以文化形态为主的软实力已然成为当今时代国家间实力消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合法性是建立在政治权力客体对政治权力主体的自觉认可和服从基础上的,它有利于政治权力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实现社会有效动员,使政治权力的效能达到最大化,从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由于我国民众政治信仰缺失、公平正义感下降、政治腐败现象蔓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困境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面临着挑战。因此,为了重塑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应当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建立信仰型权力;注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遏制政治腐败,使公共权力回归到维护公共利益的正途;加强宪政民主建设,促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论清末财政立宪运动的兴起与失败——基于社会运动的视角

清末财政立宪运动激发了朝野齐心致力国家建设的热情,十年新政展现出历史上最灿烂的时刻。新政改革以官制作为突破口,以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作为手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出此前的改革。财政立宪从思潮转向社会运动,从而成为清末民初财政现代化的先声。财政集权是清末财政立宪的重要举措,然而行之过于操切,致使“惠民之政”变成“病民之根”。迨至各地民变丛生,改革最终葬送了作为改革者的政府。然而财政立宪的进程依然在继续,清末的失败恰恰为当下中国改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     

政治权力异化后的社会正义之殇——续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逻辑

作为通向未来哲学革命＂道口＂的思想实验性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意义仍待挖掘。针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观,青年马克思凭籍古典自由主义和人本学理想主义对其有关王权问题认知的批判逻辑,主要集中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以及必然与偶然之三重矛盾的揭示上,而对其行政权内容的批判,则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形式的公共利益的对峙,以及官僚政治实践过程的法理依据的合理性问题之诘难来凸显青年马克思自己的政治哲学之基本座架,但此时的基本立场依旧是隐性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逻辑。     

用交往权力制衡社会权力——重评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方法论上的商谈模型的建构,区分了影响民主商谈过程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因素:一种是通过反思地加以调节的文化因素,一种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控制的社会权力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尽管社会权力因素受到了政治和法律的控制,它们还会影响民主商谈过程,而自由的、公开的商谈会制约它们的影响力。商议民主和经济学民主、选择民主以及法团主义的差别在于,商议民主把政治权力看作是交往权力转化的结果,而其他的民主理论则把政治权力看作是社会权力相互制衡的结果,从而使民主政治失去了社会整合的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意义

指出社会结构不仅是分析和理解众多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也是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传统视角之一。将社会结构分析重新纳入到破解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中心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要求。同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产生的重要影响,分析了其有利于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经济社会意义。     

基于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社会稳定分析

阶层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阶层话语权均衡,则公共政策公正、有效,利益分配合理,社会稳定;反之,阶层话语权失衡,公共政策失效,利益分配失调,社会失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失衡是造成“社会排斥”与“凝固化”现象、引致社会断裂与社会失序的根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所在.     

翻译与政治的结合及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形式,从一开始便嵌入了政治的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当前,翻译界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及目的语两种文化,有着复杂交往行为的过程。翻译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行为,渗透着社会文化的政治特性。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