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权力思想探析

社会不能没有权力,但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要使权力受到制约,首先必须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洛克认为,公共权力不是来自上帝和父权,而是来自于个人权力,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让渡出自己的权力,因此,公共权力的目的在于个人利益和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制约权力就在于使权力合乎这种目的和价值。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如何保证权力合乎公共利益,洛克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浅析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实现途径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权力的制约不仅仅需要对权力的直接执行者加强教育,并提高其觉悟,更需要利用制度来加以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本文主要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治的弊端以及制度在制约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三个方面论述了利用制度来制约权力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观念、规则和制度组织方面对如何构建良好的制度来制约权力进行了论述.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实现权力的法治化是关键。法治化的内涵包含了两个基本向度,即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私权利受到保护。基于此,权力法治化则逻辑地涵涉了以下4个基本指向,即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以法律践行监督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以公共权力保障法律践行。以此为基础,实践权力法治化则需要建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惩防依法,监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监督体系。     

对权力的探析

任何权力都有一个获得、承认和行使的过程,获得权力后,要通过一定形式、实际地对他人和组织及相关财富进行控制和支配。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无论是个人权力还是集团权力都担负着维护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功能。因此,对权力必须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以解决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等问题,否则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与腐败治理

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道德在公共权力的制约中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公共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被滥用或缺少制约。因此,防范公共权力腐败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公共权力,更要严格执法。     

论权力应是公权力

权力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我们将权力限定在社会关系之中。权力是社会关系中的特定影响力,是一方社会主体所拥有的,对其它社会主体的强制性支配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使得后者服从前者的意志。权力具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三种形态,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属性。权力更准确地说是公权力,简称为公权。权力的行使者,必须是公共机关或准公共机关(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权力监督: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

加强权力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必然要求,公共权力是不能被用来交换的,权钱交换中的“权”是已经被“私有化”了的“公共”权力,这一过程历经公权与职务分离、公权与主体分离、公权与客体分离、公权与职能分离、权力体系变异等五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权力仍有被变异的危险。为了防止因为权力所有者与行使者的分离所引起的权力变异,亟需为公共权力的运行设定规则,把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实行权力监督,权力公开运作,有利于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有利于我党取得群众信任,有利于提高干部决策水平,减少决策失误;对腐败起到预警、抑制、惩治的作用。      

论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

公共权力异化是导致商业贿赂产生的起因,加强行政监督及健全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来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进而从源头上预防国家公职人员以公共权力异化谋求利益,产生商业贿赂。     

中小学校长权力的本质、障碍因素及运用

中小学校长的权力属于"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和社会,源于自身的素质和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其权力具有工具性、强制性、服务性等本质特性,受到权力的特性、人自身的利益驱使、校长的不良心理、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等障碍因素的影响.因此,校长个人应当正确认识权力的本质,树立科学的权力观,坚持权力行使的正确原则,政府、社会、学校应当建立校长权力的有效调控与制约机制.     

法治及其立法的法治原则

作者认为,法治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法治的精义在于限权,它应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作为一种重要权力,其本身也应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示立法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权力,从而使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

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制定中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相互关系 ,建立起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合理关系模式 ,是公共政策体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发现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 ,政治权力与科学分析的作用是不能相互取代的 ,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 ,但是 ,从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 ,科学分析和人类理性应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导。公共政策制定应加强科学分析 ,使政治权力的运用以科学分析为基础 ,使科学分析或人类理智真正成为政治权力运用的基础     

组织政治行为的人本观

组织政治行为是组织中的个体通过非职位性权力的运用,以影响或试图影响组织内利益格局和关系格局的活动。从组织政治行为的两重性分析组织政治产生的根源,并从人本观点出发,分析组织政治行为的人性基础,可以得到如下的认识:组织政治行为并不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领导者(管理者)应该从更加符合人性的观点出发,识别他人的政治行为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他人的政治行为保持足够的职业敏感性,同时,要恰当运用权力并发挥权力的积极作用,避免自身政治行为的破坏性影响。     

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调适研究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服务是其本质属性,但在现实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着政府利他性与利己性的矛盾属性。从政府政治人与经济人承担的角色属性来看,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具有历史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政府自身利益偏离公共利益的视野时,其权力膨胀与利益放大影响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会动摇其存在的合法性。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理念出发,政府转型必须规制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相对实现,制定制度化的利益实现体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使政府权力与利益适度化,从而达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潜规则探源及对策思考

潜规则在我国源远流长,它是权力腐败的载体。中国古代高度行政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官僚层级制度是潜规则发生的根源,而中国特有的儒家文化思想和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客观上对“潜规则”的肆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以下放权力为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不完善,使得潜规则的蔓延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因此,只有加强权力监督,培育并壮大行政监督主体的力量,同时在民众中加强法律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潜规则。     

试论政治权力及其监督

政治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力量 ,又是一种以暴力为核心的物质力量 ,它具有普遍性、排它性、单向性和至上性的特点 ,对全社会成员普遍适用 ,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是 ,当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时 ,就会产生腐败。因此 ,只有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才能保证它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 ,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整合社会运行机制的目的     

教师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

教育的灵魂应该是“功在做人”,而人文教育的功能恰恰是使人成为人。教师教育就是培养教师,培养教师能够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教人做人。教师要教人做人,自己必须首先成为人,而要成为人,则依赖于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与人类的自我尊重、自我反省、自我关怀直接相关的教育,他使人们了解了世界,了解了祖国,了解了人类,了解了自己,了解了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使每一个人能够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发展公民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能提高人们的思想格调,智力修养,纯洁人们的情趣,使人们超然物外,高瞻远瞩,最终获得造福人类社会的道德自觉,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古典政治哲学视阀下的现代人权观之反思

奠定于现代政治哲学之上的现代人权观,基本要义有三:人权的主体是个人;人权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公民权利;人权价值具有绝对的普遍性.然而,现代人权观正面临着挑战.基于古典政治哲学的反思,可以发现人权主体是个体与集体(国家是最大的集体)的统一体,人权内容表现为标示着个人存在的公民权利与标示着集体存在的国家权力的统一体,人权价值具有绝对的地方性.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标准的重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违背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混淆了实体和程序问题、造成权利救济的范围狭窄、导致被告的确定复杂化,因此亟需进行重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应当以行政公权力行为为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使行政公权力的其他组织甚至船长、机长等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