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中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本文认为,文学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是有区别的。文学人民性的原本意义是文学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其涵盖面是有限度的。通过扩大人民性中“人民”的范围以扩大文学人民性的涵盖面的作法难以行得通。对古代文学的评论中应区分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并坚持人民性的原本意义,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

在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设计、利用和想象的层面上,当代文学读者在理论上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地位,但实际上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存在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由于文学功能和作用的被设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也被规定下来,文学阅读变成了文学教育,文学读者成了一个虚构的符号,读者的需要成为一种政策预设,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设计的产物.由于文学阅读的统一,文学感受的一致,最终会带来文学创作的趋同化,形成文学生产的循环和等质现象.     

论中国梦的人民性之三重维度

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把来自人民的中国梦交给人民,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点来考虑中国梦践行过程的所有问题,是中国梦伟大实践应有的题中之义。基于此,中国梦的理论和实践可以从实践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维度来理解。在实践论维度,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活动赋予了中国梦的实践品格,实践中的人民则是中国梦的群众基础;在价值论维度,"以群众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肯定人的尊严、关心群众的生活并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在方法论维度,要使中国梦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和认同,必须确立面向群众日常生活的宣传教育路径。     

论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性

在毛泽东诗词中,毛泽东用如椽大笔书写人民群众,人民性是毛泽东诗词的内在属性。首先,毛泽东诗词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毛泽东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其次,毛泽东诗词热情礼赞人民力量的伟大;再次,毛泽东诗词呈现了毛泽东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光辉历程;最后,毛泽东诗词体现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人民历史观。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挖掘毛泽东诗词中的人民性,对于我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元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上承元杂剧余绪,创作了一些颇为优秀的作品,这既可见出当代文学与元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又为研究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的建构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遭到了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两方面的制约,迫切需要重新建构.这样的建构,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力的文学权威必须自觉构建自主性的文学圈子,并在其中捍卫与贯彻文学的自主性;二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权威和文学圈子必须自主性地积极介入文学出版,同时把非理性的文学大众改造成具有理性意识的"文学公众";三是文学知识分子必须自主性地介入社会以实现自己的自主性价值.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不仅是一种文学立场或观念,也是对于"人民共和国"主体的想象,并参与和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与生产。从"国民性"的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到"人民性"的国家论述,表征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体想象发生了深层的衍变,也表征着作为"普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另种可能性。     

邓小平理论的人民性特色

人民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主要体现为始终把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最根本标准；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劳动为主体的一切爱国的人民动力观。     

重审当代文学

本文认为,当代文学已经是一个破裂而无从修补的概念。当代文学原指社会主义文学,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被确认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正是在逐步疏离“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即启蒙叙事传统、逐步强化左翼/延安文学传统即革命叙事传统的过程中生成定型的。而“文革”后的文学所走过的却是一条与1950年代文学逆向的道路。在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在“文革”后的文学分化以后,在人、文俱变,文学写作越来越个人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失去了在“新时期文学”与此前三十年的文学之间划一个等号的自信和勇气。     

论普通群众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大众的理论。作为源于群众实践活动的理论,只有为人民群众所认知、认同,才会在新的实践中发挥理论武器之作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源于群众生活的、经过加工的理论“返还”给群众,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论新时期中国文学对美国文学的接受

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接受美国文学影响历程的勾勒,揭示了美国文化中尊重个性、尊重成功的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气质的塑造,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作家在接受美国文学中不同风格的作家影响时有所选择的时代因素与个性立场。     

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概述

综观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原理的普及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蒙古族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蒙古族诗学理论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尤为突出。要想构建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语境，探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首先，必须强调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和健全品格。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像过去的批评那样追随于作家的创作之后，成为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应具有超前性和预测性。其次，必须强化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多元共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事实，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也应如此。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的分类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的存在形式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载体、文艺观念等不断扩展,不同时期选本的分类不尽相同。可以按照功能、载体、专题、文体、时间、民族、语言、地域,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本分作八个类别。     

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当代重庆文学

当代重庆文学合法化身份的取得是在直辖以后，而空间的地域性与作家身份的地域性是认识和研究当代重庆文学的重要前提。当代重庆文学迫切需要全国性的认同。这种全国性认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学术的全国性认同和受众的全国性认同。本文认为，当代重庆文学要能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中凸现出全国性的所指，主要有四种方法：第一，地域性体验的全国性认同；第二，进入全国性的传播体制；第三，加强学术评价与文学创作的良性循环；第四，制造新的学术话语。     

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文学自开始“文学革命”至30年代抗战爆发,占主导地位的是既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又要求文学为社会改革服务的倾向。抗战发生后,背离这一传统而强调文学仅仅是政治(包括救亡和社会改革等内容)工具的倾向呈螺旋形上升,至“文化革命”期间而达于极致。70年代末又向原来的传统回归。但到80年代后期,以融合着人生追求的文学自身价值为中心的潮流逐步发展,到90年代遂取得了主导地位。所以,90年代文学与其以前的文学具有重大差别;这一时期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端。     

存在主义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上的映射

本文主要谈存在主义在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情况,探讨了犹太裔作家作品中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民族根源,并通过对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存在主义思想内涵的分析,指出了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存在主义要素的世界化品性和文学价值。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关系

历史进入现代,传统家庭结构中微妙而又重要的婆媳关系开始进入新文学写作者的视野,出现了大量描写婆媳关系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直接、集中表现婆媳关系的作品并不很多,优秀作品更少。不仅如此,研究婆媳关系的专著和文章更少——大多是对具体作品中婆媳关系的分析,这和婆媳关系在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及在文学史上所占数量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