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而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由此系列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浅析“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创刊宗旨为切入点,尤其是针对"新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分析,梳理二者间的相关性,以此阐明这一阶段《大公报》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

文学史既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性地说明了<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1937)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重要阵地,新闻史尚未藉重这一个例来丰富<大公报>办报思想的说明.本文试图做一些补缺工作,即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角度将<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作出共相对应的梳理,阐明两者都分享着共同的社会与思想资源.着重评述京派文学基植于思想自由,并由"人性论"与"距离说"所涵盖的艺术特征,从而揭示其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     

京派的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

<正>“京派”之称是一种沿用。1927年前后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但仍有一批已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杨振声、俞干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继续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形成一个作家群落。当时也有称之为“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它是当时“左联”(含“北平左联”)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没有正式结社,主要由几所大学的师生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形成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旨趣。他们出版的《络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以致形成京派雏形。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可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本是反对新文学的,由于朱自清的介入和时代的急剧变化,刊物逐步向新文学让步,最终被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取代。     

萧乾副刊编辑思想论略

20世纪30年代,萧乾在<大公报·小公园>、<大公报·文艺>的副刊编辑实践,为我国报纸副刊编辑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以自由主义理念构建公共论坛,以开拓创新精神打造副刊文化品牌,以文学保姆的品格组建作者群.     

跨越47年的感恩

1956年，萧乾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他都非常热忱、认真。有一次，《文艺副刊》发表了杨绛的作品，到发稿费时萧乾才得知，杨绛已随丈夫钱钟书去英国深造了。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探讨的某些问题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关注的话题;《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其歌德研究对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研究对象要整体把握和全方位阐释,二是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     

也谈"差不多"和"差点儿"

“差不多”与“差点儿”是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沈家煊从语用学的角度解释了两者在分布和语义结构上的差别,但没有揭示两者语用差异的根源。两者概念结构的对比以及认知过程的格式塔策略可以解释,为什么“差不多”不可以用于否定句,而“差点儿”则可以;为什么“差不多”的被修饰成分可以是名词类,也可以是动词类,而“差点儿”后面却不能接名词类成分;为什么“差不多”的被修饰成分可以是人们所期待的,也可以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而在中性语境下,“差点儿”所修饰的一般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程度补语“死”与“要死”的共性与差异

提出了现代汉语中两个程度义词语“死”与“要死”,分析了它们在句法语义方面存在一系列的共性与差异,并指出“死”与“要死”分别代表了两类程度词语,它们句法语义上的共性与差异基本上也是这两类程度词语的共性与差异,文章还论证了语法化与主观化是“要死”类程度词语的双重固化机制。     

海德格尔关于期备的经验

降临经验与海德格尔前期思想有着关联,但这两者不是同一的,因而就不能简单地提出它们能否恰当楔接的问题。朝向信仰的决心和对降临的期备只是有助于领悟有关生存状态实事的一种指引。生存分析的期备思想主要是着眼于生存状态并通过它的展开而隐蔽指向本有之思的,它还没有直接去思考存在本身。后期海德格尔则明确把期备看成是朝向本有之思的开端,是在思考本有时把本有先行收入眼帘的预备性步骤。它源始地归属于存在本身之无蔽。     

刘劭的名实观研究

在刘劭看来 ,名 ,指某人获得的人才称号或官职名号 ,实 ,指其人的实际才能、德行或具体政绩。名实相符就是指人才的才能、德行与其人才称号相一致 ,官吏的政绩与其官职名号相一致。名实相符的前提是“质于理合”;实质是才 (才能 )与职 (职位 )合 ;标志是“能”与“任”宜 ;保证是“以实检名”     

说"甘""鹹"之词源义

甘、鹹作为表示味道的名词,词义相近,语源亦相近,二者词源义为衔含.     

“囿”“苑”历时更替考

"囿"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本指古代帝皇种草木养禽兽以供田猎游乐的场所.甲骨文中并无"苑"字,在先秦文献也极少出现,且具有多个义项."苑"的宫苑义与"囿"的本义是基本相同的.在表示养禽兽植草木用作帝皇游猎的场所这一意义范畴上,"囿"在殷商已经出现,先秦"苑""囿"并用,汉以后改用"苑"为多.在共时平面上,两者虽存在细微的词义差别,但不影响它们成为同义词;在历时平面上,两者的词义演变和更替过程则反映了社会生活风尚的流变.     

马鸣的《美难陀传》

公元一、二世纪佛教诗人马呜的《美难陀传》,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国外已陆续出版了《美难陀传》的多种译本,有关的翻译和研究著作也覆盖多种语言,但中国未有译介。《美难陀传》主要讲述了佛陀度化堂弟难陀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思想上,有极其鲜明的佛教特色,在艺术上,它也展现了令人瞩目的闪光之处与较高的成就,     

Lindelof空间与(d-)仿紧(亚紧)空间的乘积

证明了可展的Ｌｉｎｄｅｌｏｆ空间与ｄ－仿紧的Ｐ空间的积是ｄ－仿紧的，Ｌｉｎｄｅｌｏｆ空间与仿紧（亚紧）的Ｐ空间之积是仿紧（亚紧）的，改进了Ｔａｍａｎｏ定理和已有文献的结果     

“达”范畴与“士”的价值定位

在中国儒家文化传统里,与"达"范畴相关的理念有意地祛除了官场俗气,而赋予它更多的道义色彩,表现出超功利的价值立场。从孔子的"士达说"到方孝孺的"穷达观",其价值体系的精神血脉一贯而下,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士"的价值定位的精髓实质。这种一脉相承的价值观念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去反思领会,进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