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被交给了自己”: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淫欲

本文旨在从原罪与淫欲问题入手分析奥古斯丁的人性论观念.从哲学上讲,初人犯罪是为了模仿上帝,希望像上帝那样拥有主导自己的自由,按照自我而不是上帝来生活.作为对原罪的惩罚,上帝将人交给了他们自己,然而,这样一来人的自我却彻底陷入了无法收束的境地.因为,被交给自己的人遭遇到了自我的分裂,从而丧失了控制自己的权能,不得不在存在的“沉沦”中逐渐接近虚无.淫欲就集中体现了人被交给自己之后的生存状态.淫欲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反抗,这一反抗根源于灵魂或意志自身的分裂.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表明,对人而言,真正的自我并不在我这里,而在超自然的他者即上帝那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意志意愿自身,而在于意志意愿上帝的意志.一旦人试图从上帝那里转向自己,人就会失去自我,意志就会像一个巨大的“重量”那样落到人的身上.     

权力的善恶之辩——西方权力德性思想之镜像演进

权力的善恶问题很早便为思想家们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仅侧重在儒家政德"善"的演绎上,而在以"法治主义"为文化基因的西方,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权力仅有"恶",并"以恶制恶"。事实上,西方思想家有关权力善恶问题形成四个流派,即以权力理想主义为代表的权力之"善"说,权力契约主义为代表的"必要恶"说,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绝对恶"说和行为主义"纯科学"为代表的"价值中立"说。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与需要出发,系统阐释了权力的善恶问题,从而构建了一道独具风格的权力德性思想的镜像。     

哲学与和平

"国家之间为什么不睦?"其答案既可以从神学也可以从哲学中去寻找,既可从上帝的启示亦可从理性中得到.本文所关心的是后者,即从哲学或理性中去寻找答案.哲学家们对于战争的原因及持久和平的本质和条件能否作出回答?这是我们的问题     

原罪与自由意志--论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

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维度,而且首先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伦理学不再仅限于充当"生活指南",而是承担起确立人的绝对罪责、绝对权利和绝对尊严的根据这一使命的学问,开始了伦理学的历史性转向.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则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如果说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觉识,那么对自由的这种觉识首先是哲学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全面自觉是近代启蒙哲学的核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哲学.     

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古典基督教人文主义--从希腊德性教化的角度看自由意志与恩典

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看法,西方基督教基本上秉承的是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预定论和原罪论为前提,坚持强恩典和弱自由的视野.相形之下,早期基督教的希腊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独特看法通常受忽视.它从德性教化的角度平衡自由意志与恩典之间的张力,给予"个人自由选择"以基督教信仰内的合理保护,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它又从希腊的神人和谐理论出发,强调自由与恩典之间的圆融,以及人在救赎作为中与先验性"原理"的必然关联.本文以希腊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尼撒的格列高利为对象,清晰地勾勒出有别于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希腊基督教人观的基本范式.     

基督教原罪论对权利观的影响

人类之所以有原罪就是因为始祖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即始祖具有不服从上帝的能力,上帝在造人的同时实际上就创造了人的自由意志：任何自由的行为都是从意志自由开始的,因为有自由意志,人的存在才获得了正当性品格,也只有有了自由意志,人的存在、行动才有正当不正当的问题。同样,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原罪,因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基督教的原罪论对西方宪法的权利观,特别是自由、平等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恶“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杠杆吗

历史总是在善与恶的交战中不断前进,人类社会也是在对善的追求中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已得到世人的肯定,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则仍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今天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不断滋生和蔓延的"恶"的现象,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正确运用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方法,准确把握"恶"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非常重要.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     

千万不要说“滚出去”

有个十五岁的姑娘,犯了一点小错误,父母骂她,叫她“滚出去”。她一气之下就走了,无处栖身,深夜在街头徘徊,结果受坏人引诱,堕落了。后来父母后悔莫及。当孩子有了缺点错误时,有些父母经常以责骂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给我滚!”这样讲是很要不得的,往往会使矛盾激化,造成噬脐莫及的恶     

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 "乡愿"

本文立足于康德道德哲学的视角对儒家伦理"圣法心传"和"诛心之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指出儒家虽然强烈反对"乡愿",但其"道德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实用主义基本立场使它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乡愿,康德则把伪善认定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但认为在历史中恶能为善开辟道路,并通过将道德的根基建立于不可知因而也不可限定的自由意志之上而提供了对治儒家乡愿的一副解毒剂.     

伦理规范违反意志是主观恶的最高价值标准

"勿损人"是社会的最基本伦理底线,是社会的核心规范.社会的其他规范--宗教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都以"勿损人"规范为基础.伦理规范违反意志就是"损人"的意志,它直接违反了"勿损人"规范.在刑法领域,伦理规范违反意志有两个派生类型:一是故意要件,二是过失要件.故意要件表现的是用直接方式损人的意志,过失要件表现的是用间接方式损人的意志,两者只有量的等差,没有质的区别.所以,无论是故意要件还是过失要件,都是主观恶的具体价值标准,而伦理规范违反意志则是主观恶的最高价值标准.     

人性视野中的犯罪及其考量

犯罪是人性恶的外在表现,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既有本性恶的一面,偶尔也不乏善的闪现.但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掩盖善的一面.对于人性中恶的一面,不能寄希望于自律和道德教化,必须严密法网,建立完善、科学的制度,通过人性化的外在制约来抑制犯罪.同时,也应该尽力维护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以对抗和牵制恶的一面,为此,道德教化作为抑制犯罪的辅助力量,也不可忽视.     

理由与价值何者优先?——从实践哲学维度探寻游叙弗伦难题之解

柏拉图在《游叙弗伦篇》中叙述了一段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关于神与善的论辩,其中苏格拉底问游叙弗伦:到底是因为上帝的喜爱才使得某些东西成为好的东西,还是因为某些东西本身是好的,因此上帝才喜爱.这一论题被称为"游叙弗伦难题".而到了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休谟提出了"是"与"应该"的区分,把"事实"与"价值"区分为截然不同的...     

"恶"——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力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基督教哲学、维柯、康德、杜尔阁、孔多塞、黑格尔、马克思都有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但是在承认"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并不能否认历史发展的其它动力,特别不能忽视与之对立的"善"的重要作用.探究"恶"的历史作用的现实意义是为了驱恶扬善.     

心性论说解之一:善是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

人性概念的内涵,历来有孟荀之争。统合孟荀观点,又参考《管子》观点,具体论述善作为人性概念中的必有内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若善不是人性概念的内涵,则无法说明善的根源;善不是恶的对立,是自在的;但善不是自显,其显现会受身体欲望的制约和遮蔽,需后天的觉思、扩充。     

恶的两种维度:对纳粹大屠杀之恶的反思

本文试图分析面对严重历史灾难之恶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以阿伦特"平庸的恶"为代表,它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以理性化的方式来看待恶。但是,这种恶的理性化解释与我们对恶的切身体验有着巨大的不对称,对罪恶轻巧的解释显得与巨大的罪恶太不成比例,恶的恐怖很容易在这种清楚明白的叙述中被稀释。另一种思路以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为代表,它承认我们在大规模生产尸体的疯狂面前理解的困难性,它把恶的问题视为一个黑暗的深渊。对这种黑暗深渊的洞察使得我们可以严肃地正视恶,正视这种摧毁一切之恶的虚无与无意义。     

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休谟问题"——卢梭人民主权与民主的关系解读

英国思想家休谟认为一切伦理学体系都犯有由"是"与"不是"的事实判断不加分析地转换到"应该"与"不应该"的价值判断的一元论逻辑错误,即所谓"休谟问题".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休谟问题"在于,将价值应然性的"公意"、"人民主权"简单归结为事实实然性的"多数人意志",将人民主权极为复杂的实现路径简单归结在了"多数人意志"一条路径上.事实上,人民主权的实然表现不是"多数人意志"而是公民权利,现代民主宪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如何将抽象的人民主权回复到现实的人权、公民权利.正是由于卢梭的这种逻辑错误,导致了一系列民主灾难的发生.     

"学衡派"的人性善恶论——以吴宓、缪凤林为例

吴宓、缪凤林是"学衡派"中谈论人性较多的学者.他们主张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可善可恶.他们的人性论有重要的西学背景,但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复归,表现出"学衡派"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派别的一些基本特征.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卢梭的立法者

在制度与公民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有好制度才有好公民,有好公民才有好制度"的悖论,为解决这一悖论,柏拉图引入哲学王的概念,卢梭则引入立法者的概念.柏拉图和卢梭在解决上述悖论方面存在两个主要差异:在由谁来确定共同善的问题上,他们存在着唯理智主义与唯意志主义的差异;在依据什么来塑造理想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则存在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差异.最终,柏拉图和卢梭都不得不求助于神意来支撑他们的理论.     

基督教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和精神资源

"生态学抗议"是基督教构建生态神学和生态伦理的契机.基督教生态伦理在创造教义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了上帝与受造整体的关系以及自然在神学中的地位,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和道德基础.基督教生态伦理提出了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伦理原则,为中西生态伦理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