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内涵的演变与政策思考刘启明

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家庭农场"被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出来,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文献分析发现,对家庭农场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各有侧重,其内涵也逐渐得到了完善。当前,我国农业需要承担起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就业这三个功能,为此,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家庭农场与其他经营主体的关系与定位。在政策导向上,发育家庭农场的关键是如何保障家庭经营层次的公平,以及能否出现一个职业农民群体。     

合伙共包:一种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基于华北一个家庭农场联合体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流转背景下,在资本与地方互动过程中演化出迂回多样的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以华北桃县一家庭农场联合体为例,分析其合伙共包的形成机制及与乡土社会、外部市场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这一具有合伙经营、异乡资本特质的家庭农场联合体,其成员主要由经营能力与资源禀赋相当且关系密切、地位平等的乡村精英组成。家庭农场联合体在内部采取了合伙共包却家庭分别独立经营的结合形式,形成农业经营共同体以应对市场;在外部则由于其农民出身的群体特征本性而熟练地运用乡土社会的伦理规则解决了嵌入的障碍。这种合伙共包的经营形式既规避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市场能力弱、规模有限、难以对接市场且嵌入乡土的劣势,又兼具了家庭经营、共同协作、规模议价的优势,实现了内部经营与外部互动的双重“嵌入”。这一具备家庭、合伙、互助等实质理性倾向的中间类型农业经营形式或可构成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新视角。     

家庭农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

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结构是农业经营组织方式创新的现实基础。家庭农场与中国的人地关系相匹配,与工业化、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适应,与现有农地制度相衔接,作为主导中国现代农业的新型市场主体契合国情;家庭农场有利于确保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基石;家庭农场兼具家庭经营和企业经营的双重优势,能够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农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社会风险控制的相对平衡,是基于资源约束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选择。     

现代家庭农场的准确认识、实施困境及对策

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土地家庭经营方式与商品化生产的有机结合。适度规模性土地、农场经营者、市场参与能力是家庭农场的基本构成要件。然而,实践中土地流转意愿偏低且稳定性差、经营者资本积累水平低、市场参与能力弱等却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创建良性土地产权制度环境度才能更好的推动家庭农场平稳化运行。     

中国家庭经营的现实特征与发展趋势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继续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目前中国家庭经营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期,侧重于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迅速,规范的组织形式和以个体特征为支撑的经营能力使其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专业大户大多具有农业生产经营经验,本地化特征明显,经营规模更为适中,土地利用更为灵活。而传统农户数量巨大,并呈现数量和兼业双增的趋势。在外部政策和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家庭经营能够适应政策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呈现出规模化、省劳力化、商品化发展趋势。基于农业的功能定位,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数量众多,是农业就业功能的具体体现,专业化、规模化的家庭经营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农业主体形式,是支撑其他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基础力量,是承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功能的主要生产者。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

基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家庭农场经营的内在联系,从生产制度体系、安全预警体系、公众参与机制、乡村环保机制、资源利用管理、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探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改革方向与重点;从政策、管理、服务、培训和保障等方面,阐述绿色家庭农场建设与经营必须抓好的五个环节;同时,从农村新型经营体系创新、绿色农业规模经营、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和农业经营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乡村绿色农业持续发展与有效经营的对策。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变革的目标选择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提出我国可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 ,其实现的模式是由土地家庭经营承包制到现代农场的转变 ,实现过程分为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和发展、家庭经营的完善和提高及现代家庭农场的形成三个阶段。同时指出了土地家庭承包权转化为土地收益权是我们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基础 ,并提出了家庭农场实现和发展过程中应解决的问题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家庭农场样本数据,研究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定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要素禀赋等变量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为协同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家庭农场:认识误区、发展难点与政策选择

家庭农场正逐步成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主导形式和中坚力量。准确认识内涵,消除认识误区,把握发展难点,是引导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加快土地确权颁证,探索建立进城农户、老龄农户自愿"退出"土地的激励机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构建农业家庭经营服务体系,防止家庭农场"异化"等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从“本土化”到“乡村化”——中国早期合作主义的流变与归宿

在中国合作运动发展的萌芽与实验时期(1912-1927年),西方合作主义思想的各个流派都曾在中国获得实验机会,但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现实需求最终使"农业合作中心论"获得衍生滋长的际遇,成为影响以后20余年中国乡村发展的主要经济政策和推动小农经济变革的因素之一。中国合作运动从以城市消费合作为主体演化为以农业合作为主体的合作运动的过程即合作主义楔入中国乡村、演变为一项乡村经济运动的过程。早期合作主义的这一流变过程也就是中国合作运动发展方向的选择与定位过程,可称为中国合作运动的"乡村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端的思想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