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批评视野中的雅俗之论

雅俗之论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代得到较充分的阐说,曲论家从肯定用俗、力主雅俗兼融及从文体质性比较诗、词、曲之别的角度论及到雅俗,雅俗之论被拓展了开来。发展到清代,曲论家对雅俗与文体、雅俗与角色、雅俗与科诨、雅俗与曲作者的关系及雅俗融合、化俗为雅、超脱雅俗等论题进行了更为广泛、切中的探讨,雅俗之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明清诗学批评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是我国古典诗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清两代分别得到深入地阐说和流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继承前人高标去俗崇雅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诗学辨体理论对诗歌去俗崇雅予以了进一步的细致探讨;二是承传宋人以来的化俗为雅之论,对雅俗的具体转化及其相关论题、因素予以了探讨;三是出现了对雅俗之论予以消解的论说。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诗学雅俗之论的最后辉煌。     

明清戏曲批评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体现在戏曲批评中,它在明代始得到引入和阐说,曲论家们主要从戏剧语言运用、技巧表现等角度论及到"趣","趣"首次被标树为了戏曲审美的本质所在;延展到清代,"趣"在戏曲批评中运用更为广泛,曲趣论得到进一步拓展,曲论家们对"趣"作为戏曲审美的本质、曲趣的表现范围、生成、特征等进行了更为切中的探讨.     

元人戏剧史论初探

<正> 元代是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创作和演出繁盛,引起时人在理论上的关注。元人在戏曲史论、戏曲功能论、戏曲创作论和戏曲表演论等重要的理论层次上,就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从史论层面看,当时的曲论家们,在勾勒出一幅元代杂剧发展史轮廓的同时,反映了他们的戏剧史观和对中国戏曲史的认识,在元杂剧史乃致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上,做出了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一、“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辩证意识与雅俗之辨作为一代戏曲的元杂剧是怎样产生发展起来的?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前此艺术样式有     

中国古典戏曲批评中的政教之论

我国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宋元为萌生期,明代为拓展期,清代为深化和完善期。古典戏曲政教之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时承传、现实导引与梯度拓展等多方面的特征。     

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悲剧意识

我国古代的戏曲批评,并没有使用过明确的悲剧概念,悲剧这一美学概念一直到晚清才在曲论著作中被引进使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古代曲论中根本没有悲剧的意识。不是的,理论来自实践的抽象与升华,既然元杂剧中已产生诸如《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等著名悲剧,而且明代的传奇悲剧又将古典悲剧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那么,它必将在理论批评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早在元代,《中原音韵》称“南昌宫感叹伤悲”、“商角悲伤宛转”、“角调呜咽悠扬”等等,事实上已注意到戏曲音乐宫调中的悲剧色彩。而后人用以概括杂剧传奇故事情节的所谓“悲欢离合”,也来自古人的     

王国维词学理论批评三题

王国维的词学理论批评，在以下3方面具有自身的特色：一是对情景之论的阐说；二是对意境之论的探讨；三是对比较批评与摘句批评方法的集中运用。上述3方面，较典型地体现出其词学理论批评的内涵，从不同侧面呈现出其对古典词学发展的贡献。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

民国以降,词学批评视野中的体派之宗论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偏重于推扬婉约体之论,二是主张婉约与豪放不可偏废之论。此两方面线索各见承衍,各有推阐,客观上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交集与建构关系,从主体上继续展开了古典词学批评中的体派之宗论,将传统词学中体派宗尚的历史意义与批评拘限更为明确、充分地揭橥出来。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情之论,使古典词情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论明代的小说批评

明代的小说批评,主要包括文言小说批评和通俗小说(以白话小说为主体)批评。文言小说批评以胡应麟的建树最为卓越,蒋大器、李贽、袁于令、叶昼、冯梦龙、凌濛初、金圣叹等则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几员健将,其中金圣叹尤为卓越。本文对明代小说批评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丰富蕴含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韵文文体演变中的文乐雅俗离合

文乐的雅俗离合是影响中国韵文文体演变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礼乐治国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与氛围的环境因素,民间韵文与音乐供大于求的不竭借鉴源泉这一外部因素,文人韵文与音乐自身雅俗之趣的张弛变化这一内部因素,共同促成文乐雅俗离合效应在韵文文体演变中的存在。文乐雅俗离合因素的存在,对促成韵文新体式的诞生,促进韵文艺术水准的不断提高,推动韵文沿雅俗良性循环的道路演进,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

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乐府诗,上起陶唐,下迄五代,是一部集大成的乐府诗总集。其5000馀首乐府诗,主要由“前乐府”与“汉唐乐府”两大类构成。在批评形式方面,《乐府诗集》集“整理类批评”、“选择类批评”、“题解类批评”、“品第类批评”、“专论类批评”于一书,是乐府诗批评在宋代进入更加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中,最具成就者,为“专论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郭茂倩在《乐府诗集》的分类方面,因存在着种种错误,而为后人多所指责与非议。     

论苏轼对柳永词的态度与“柳七郎风味”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并提出了"柳七郎风味"来概括柳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即雅俗共赏: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用典、下字以雅融俗;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之真化俗为雅。     

明代戏曲论评对批评方法的运用

明代戏曲论评对批评方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意象批评方法的运用；二是对比较批评方法的运用；三是对摘句批评方法的运用。明代戏曲论评作为我国古典曲学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承上启下，在继承中拓展创新，为不同文学批评方法在清代戏曲论评中的进一步丰富、深化与完善提供了平台。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周星交游考及其他

黄周星是明末清初著名遗民诗人、文言小说家、小说批评家、戏曲家、戏曲理论家,其诗、文、词、曲、书、画、篆刻莫不精妙。在明末清初遗民群体中,黄周星与陶汝鼐、吕留良、徐枋、林古度、杜浚、尤侗等人交游甚广,其民族气节、文学才华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认知语言学与戏剧欣赏和批评初探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一直处于语言学领域的学科前沿,笔者认为,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于戏剧欣赏和批评,尤其是跨国戏剧欣赏和批评同样有着指导意义,并试图:1.运用典型理论论证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塑造的特点;2.运用认知模型和文化模型的理论诠释文化差异对戏剧欣赏和批评的影响.     

论《奇酸记》的批评话语与主体意识

《奇酸记》是清代戏曲家李斗根据《金瓶梅》改编的一部戏曲作品,主要表达张竹坡的“苦孝”主题。作为该剧的主要批评者,防风馆客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该剧进行评点,阐释了作品的主旨,考订了音律的得失,探讨了戏曲改编与舞台实现的问题。从批评意识来看,防风馆客不仅在接受中完成了对作品的批评,而且以积极的姿态探讨从戏曲改编到舞台实现的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主体意识明显。防风馆客在批评中推究作者之意,考察改编得失并传达其审美期待,是一种理性化的戏曲批评。作为一种“实际批评”,防风馆客对《奇酸记》的评点对于探讨清代中期的戏曲批评及戏曲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论《红楼梦》主题的雅俗共赏——江南世情小说的雅俗系列研究之二

雅俗共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朱自清所讲的"屈雅就俗",一是本文所讲的"雅俗兼备",就是面对同一部作品,雅者赏雅,俗者赏俗,互不冲突,均有收获,《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红楼梦》的雅、俗两极之间有一个过渡层次的"情",这是《红楼梦》雅俗共赏的关键与分水岭,真正《红楼梦》雅俗共赏的时代还远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