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五行说”的来源问题

“五行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其来源则迄今未明。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主要是两个原因: (1) 古代典籍中未曾保存关于五行说可以征信的原始资料。褚少孙补《史记·历书》称:“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他以五行起源归之于黄帝。然黄帝其人与时代却是上古史中最大的谜之一。典籍中“五行”最早的资料有人推于《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但此篇所出时代不明,篇中“五行三正”究为何指,则自汉代以下一直聚讼纷纭。近人多以《尚书·洪范篇》为五行说之可信出典。然《洪范》书出于战国时已有定论(说见刘节《洪范疏证》)。而且篇中关于“五行”的说法实际是指“六府”     

“刑法”一词略探

本文拟从中国历代刑法的名称及字形,音义方面的发展变化作简略的探讨。中国最早的法律产生于黄帝时代,名曰《李法》或《理法》。《汉书·胡建传》:“黄帝理法曰:壁垒已定,穿(?)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从其内容看就是惩罚犯罪的法律。唐、虞时代的刑法名称,根据《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修五礼”;“汝作土”。《尚书·吕刑》:“率义于民棐(音匪)彝(音移)。”的记载,可见唐虞刑法的名称有“五典”、“五礼”、“士”和“彝”。     

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

清华简《尹诰》的发现,是《尚书》学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然而清华简整理者谓《尹诰》"或称《咸有一德》",把两篇不相干的篇名说成同一篇文字,从而把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指为"伪作"。这是违背《尚书》一篇一名的通则的。西汉司马迁和东汉郑玄由于未见古文《尚书》的全貌,作出不符史实的叙述和注释,我们今天再不应该重复这样的错误。通过对清华简《尹诰》和古文《咸有一德》篇名、时代和体例的辨析,《咸有一德》在考订历史事实、校雠古文献和研究商大臣伊尹道德风范等方面具有珍贵价值。希望清华简整理者能摆脱疑古时代"定谳"的阴影,吸收《尚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刘书成一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将诗歌和散文分别汇总结集为《诗经》、《尚书》，自汉以降的文类研究不外沿两条路子发展：一是沿着《诗经》、《尚书》的路子，按文体编排诗文集。二是沿着曹丕《典论·...     

略论周公制礼和周礼指导原则

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礼作为奴隶制社会统治阶级统治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周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一、周公确为周礼作者 周公在周王朝创立时,的确曾“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周传·雒诰》亦记:“周公摄致,一年救乱,……六年制礼作乐。”《礼记·明堂》也记载:“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制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国语·鲁语》说:“若使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周公在周初确曾“制礼”。 《论语·八…     

甘肃庆阳地区秦直道考察报告

《史记》·《索引》苏林云:“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故道在庆州华池县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云阳,千八百里。”子午岭南北走向,位于陕西与陇东之间,为泾洛两河的分水岭。它北起陕西省定边吴旗和志丹县,南至铜川、耀县、淳化、旬邑等县市,东有甘泉、富县、黄陵、宜     

《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刽子手之歌》的"美国存在主义"主题剖析

《刽子手之歌》是诺曼·梅勒的代表性作品。文中的主人公加里·吉尔摩是典型的"美国存在主义者",他的心理特征和反社会行为高度浓缩了诺曼·梅勒的"美国存在主义"这一人生哲学,即:你不能逃避自己,你必须面对自己。面对异化的20世纪,梅勒提醒我们:"人们只有一条出路。成为美国存在主义者,并以追求感官享受和暴力行为来反抗这个异化的社会。"     

“郦道元著《水经》”说质疑

<正> 一《水经》一书,虽为郦道元《注》及后世“郦学”之所托始,但关于它的著者与时代,却聚讼纷纭,迄无定说。原其所以,皆因为之作注的郦道元及最早著录该书的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均未言其著者与时代。而后世如唐开元间所修《唐六典·工部·水     

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

学术界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书"的一条重要论据,就是古文晚出。但经过稽查考核,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以后长期流传于世,至魏晋之际完备成集而形成传授关系,其来源可能有七个方面,非一人一时之伪造。     

试论"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寻绎。从思想性格来说 ,晁、张初入“苏门” ,正处于尚未成熟的青年后期 ,与苏轼建立的是一种纯粹的师弟关系 ;秦观的情况则与黄庭坚类似 ,拜师苏轼以思想性格的相融相契为前提 ,处于亦师亦友之间 ,比较而言 ,相契程度仍有深浅高低之别。其次从交往频度来看 ,元丰元年至八年间 ,苏、秦五次相聚 ,在不曾相聚的日子里书信、诗文往来频繁。而在此期间 ,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与苏轼的交往则十分稀少     

略论《庄子》对汉赋的影响--汉赋艺术精神探源

汉赋无论从其内容还是文体特征来看 ,都表现迥然有异于其他文学的独特风貌。其文化源头决不是单一的 ,是在先秦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庄子》艺术精神对汉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铺陈的手法和语言风格三方面     

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

儒家“五常”是儒家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起于先秦,定型于两汉,发展于宋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五常”体现了“类”的公正、“阶级公正”并具有合理的道德结构,且能够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适度调整自身道德内涵,使其生成了独特的道德优势。然而在当代的社会语境下,由于原来所赖以生存的诸多现实保障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儒家“五常”正在悄然改变。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内涵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一定价值。     

论墨家思想对《太平经》的影响

作为战国“显学”的墨学在秦汉时代已经衰落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和墨家精神的断流。《太平经》就对墨家的“天志”、“明鬼”学说,“节用”、“节葬”主张,“力作”精神以及“兼爱”思想进行了吸收、借鉴并改造、发挥,用于自己学说的经典主张。考察比较《太平经》和《墨子》,不仅对于全面梳理这部早期道教经典的庞杂思想体系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于理解秦汉以来墨家思想的演变脉络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宿卫’京城,于史无证”证谬——兼记秦二世皇帝钦定的一次救世善举

根据对《史记》为主的传世文献的梳理,初步锁定了秦都咸阳大城东廓墙垣和东司马门的大致位置。考证认定了至迟从战国晚期起,秦廷就已在其都城的东司马门以外屯有＂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直到子婴即秦王位时也未曾长期空缺过。特别是二世皇帝及时补充就位于其东司马门外的＂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的宿卫军,还曾成功地延迟了秦廷灭亡的步伐,同时也保障了始皇帝陵墓得以最大限度地按照＂章程＂所进行的收尾工作。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