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理角度看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弃权行为(2000-2011)

弃权是产生法律效力的不成文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态度,并非消极回避。中国的弃权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策,充分尊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在安理会投票中坚持反对霸权、捍卫主权、主张和平等原则。中国对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正体现了这些原则。     

欧债危机原因及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中国与欧盟在经济上具有高度关联性。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就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债危机概念、形成和演化原因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途径、领域和前景探讨等方面。研究视角广阔,成果丰硕,但研究方法单一,多以定性描述为主。今后应加强的方面是：欧债...     

论企业的生存危机及其原因

本文在考察国内外企业兴起、繁荣和衰败所面临生存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及经营较好企业的生存问题。从环境变动与管理者对环境变动的反应出发，剖析企业生存危机的原因。并论述了内部管理和企业生存目标对生存的意义。     

从法国对马里的单边介入和2085号决议看安理会的法治作用

安理会在国际法治世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拥有使用和执行武力的权力。任一成员国,除非自卫的例外和安理会的授权,否则不能随意对别国动用武力。2013年法国在马里政府请求下无安理会的明确授权单边军事介入了马里。尽管法国政府的单边动武行为未被国际社会谴责,但是它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动用武力必须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的规定。该行为是非法的,只根据对安理会的意图的默示推断和对2085号决议文本的引申和曲解,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使用武力的条件。为了真正实现安理会的法治角色,安理会决议文本本身的法律性和确定性也应有所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东满特委通知第六号的错误及其原因

1930年12月17日,中共东满特委发出的通知第六号是错误的决定。其原因是:一,中共东满特委没有从实际出发,把当年斗争失败的主观原因都推到朴允瑞身上;二,东满特委受到原朝鲜共产党派争斗争的影响。     

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

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生态问题的书写已经更为充分，更为繁盛，生态报告文学、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生态小说等层出不穷，徐刚、于坚、李存葆、叶广芩等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使得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真正复活。他们大都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尊重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对现代文明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呼唤着对人类未来具有根本意义的生态意识。     

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亚太地区能保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的外部条件。美国能够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是：美国理性的回归;中国的强大和友好;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以及其切身利益所系。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化意识的差异。     

中国古代逻辑学者的逻辑谬误论

文章简要地分析了中国古代逻辑学者对谬误产生的原因以及避免谬误的方法的论述,古代逻辑学者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自觉地防止和纠正在日常思维中可能发生的谬误仍有借鉴意义.     

论毛泽东对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变化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对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究其原因，看似纷繁复杂，难于把握头绪，其实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的，这就是，毛泽东是根据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判断来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而其他的已经发生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只是延缓或加速他对资本主义认识和态度的变化。     

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责任与担当

联合国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积极发挥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场所。联合国作为全球核心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以及中国规范与原则和联合国某些规范与原则之间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中国行为的这一变化。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安理会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实施对某些行为的限制和许可能力,以及对特定行为赋予合法性或削弱合法性的能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有效运用联合国大会体系表达其广泛的政治和道义诉求;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积极参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非战斗力量走出去及其能力建设也很有助益。中国积极介入当地的斡旋外交,在收益上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中国更多参与联合国的部分核心活动所承担的国内与国际成本相对较低而潜在收益巨大,同时,联合国也是中国可以有效依托的表达其世界观与全球秩序观的平台。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的新变化——以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为例

为打击索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盗活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年以来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认定索马里近海和公海上的海盗活动已对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决定授权会员国武力打击索马里海盗.此次授权使用武力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和平威胁概念的宽泛化趋势,安理会授权会员国使用武力方式的规范化,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主体有所扩大,对国家主权的尊重有所加强等.这些变化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1971年日本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出台始末

第25届联大后,佐藤政府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联合国中国政策。在决策过程中,首相佐藤始终坚持以美国意见为导向,以保住台湾为目标,但由于中美缓和、美台博弈以及政权内部意见纷争等因素纵横交错,致使新政策久拖难决。最终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佐藤选择了追随美国、以首相裁定决定日本充当美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联合提案国。佐藤此举固然维持了日美、日台关系,但同时也背离了世界潮流,错失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良机。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没收违法所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建立防治腐败的五大法律机制,对细化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司法规则和刑事诉讼相关特别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没收定位为附随不法评价的刑事处分,旨在改变侦诉部门用财产刑替代没收违法所得的惯性;明确没收原理是结束财产占有的不法状态,旨在清晰划定没收范围;合理估算违法所得的收益,旨在体现司法客观公正;在财产占有人缺席审理情形下明确证明标准,旨在实现刑事法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双重保护.     

论90年代以来联合国视域下中国的反霸思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原则立场和对外政策的纲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两代领导集体在联合国舞台上反霸思想的内涵日益丰富,反霸的方式和策略日益成熟,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论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

朝鲜战争是联合国成立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战争,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组建联合国军入朝,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并在民间救济、停战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既是美国及其盟友操纵的结果,也是联合国与朝鲜问题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联合国的决策虽有瑕疵,但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承认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合理性与功绩。     

论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随着海上贸易量的不断增长,国际海上通道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经济外向型国家的生命线。中国是个贸易大国,也是能源进口大国,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海上通道的畅通无阻。由于受海洋大国对海洋通道实行垄断性、排他性控制,海道沿岸国政局动荡和海盗与海上恐怖主义等因素影响,中国海上通道安全不容乐观。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维护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可行之策。     

试析北极理事会的功能转型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北极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作为北极治理中最重要的区域性机制安排,北极理事会的形成、发展及演进必须予以密切跟踪研究。2009年以来,北极理事会的机制化、法律化不断加速,正逐渐从一个政策塑造型的政府间高级论坛日益转变为政治决策型的组织机构,其治理功能也不断从环境及发展领域向能源及航运等"软安全"领域"外溢"。作为北极域外国家,中国应在北极理事会处于"建章立制"阶段积极参与其中,尽早解决常任观察员资格问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下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一个由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组成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一般程序兼具包含交换意见和一般调解的非强制性程序,以及包含强制仲裁、强制司法裁决和强制调解的强制性程序。该机制还设定了特殊程序以解决由深海海底开采、快速释放被扣押船舶和船员,以及裁定临时措施事项引发的特殊争端。在我国与相邻国家海洋争端日益尖锐的今天,明晰国际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内容,对于妥善解决海洋争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弥补学术研究不足以及澄清媒体误解,都显得至关重要。本文从国际海洋争端机制的适用范围入手,着重探讨该机制的内容建构与运行特征,并对其效力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