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视艺术的观念体系

一代伟人歌德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已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影视艺术观念何尝不是如此呢?所谓不同的时代便有不同的观念认识,而这类认识往往为突出一个方面而片面强调影视艺术的一种规律、一种特征、一种历史与时代的制约性。因而,狭隘的影视观念常常是“一元”而非“多     

历史、个人与必然性

巴斯摩尔这篇对包勃尔的批评看上去好象比较持平,但仍旧是站不住的;例如他说历史只有在回溯时可以成为科学,那就只是一种描写性的科学,而不是预言性的科学,但是科学不能预言,那些描写做了又有什么用处?     

周恩来历史地位述评

周恩来的历史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周恩来生前 ,周恩来去世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80年代至周恩来百年诞辰。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有“五大桂冠”说、历史伟人说、世纪伟人说、毛理论周实践说、毛后邓前说。周恩来是应该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名字排在一起的历史伟人。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名字与状元的关系

自隋朝创立科举考试，历经唐宋直到明清，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但是在科举历史上，有些人“金榜题名”做状元，并不是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只是因为皇帝或主考官特别看中了他们的名字：有的人落第，也不是因为成绩低劣，只是皇帝或主考官讨厌他们的名字。历史上的状元常常出现“名字比成绩更重要”的奇闻趣事。     

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

这好象是自明的事实:伟人是高出群众的,是站在群众前面的;伟人倡首,而群众附和,伟人是火车头,群众是火车。所谓“愚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所谓“智者作法,愚者守焉;贤者制礼,不肖者拘焉”。只有伟人领导群众,哪有群众领导伟人的道理?美国独立,不是华盛顿领导起来的么?法国大革命,不是罗伯斯庇尔、丹顿等领导起来的么?在哥白尼     

毛泽东与邓小平人学思想比较

人学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是一样的,都处于核心的地位;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学思想的基石都是“以民为本”;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人学思想都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人性。由于两代伟人面对的历史任务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人的关切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毛泽东夸大了人的精神作用,尤其在晚年,有忽视客观规律,夸大意志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并非西方人道主义哲学的专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非“敌视人的哲学”———经济唯物主义或“人学的空场”。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扬弃了西方传统人道主义哲学中以抽象人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人性论原则,建构起了以实践的人和人的活动来解释和评价历史的唯物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观念。唯物史观把“以人为本”当作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加以践行和实现的原则,而不是将人的发展停留于纯粹意识形态的抽象建构。     

王夫之的实践观

王夫之的实践观是他的认识论的核心。他把实践纳入认识论体系,并贯穿认识的全过程;强调人的实践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是其认识论的突出特点。这就提出问题: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的观点引到认识论中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的观点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谈教师教学语言艺术兼及语调变化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工具,教育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语调表示句子里声音高低和快慢轻重,任何句子里都有一定的语调,语言只有通过语调才能表示一定的语气和情感。例如:陈述句多用下降调,疑问句多用上升调,课堂教学则必须语言优美,而语调则需要阴阳顿挫。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教师是崇高的职业,井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担“教书育人”的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中的科学“灌输”原则

以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逐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灌输＂思想,其科学性可概括为：灌输目的的人民性、灌输内容的先进性、灌输客体的全面性、灌输方法的实践性。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也应坚持科学＂灌输＂原则,这既是由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这一客观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反思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灌输＂实践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略论“子游氏之儒”

子游是孔门七十二贤、孔门＂十哲＂之一,孔子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东南学道之宗＂。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子游氏之儒＂及其开创者言子研究寥寥,至今知之甚少。本文就言偃＂子游氏之儒＂的基本思想、荀况为何竭力贬斥＂子游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缘坐及相关概念辨析

在中国古代，因他人触犯刑律而被牵连的记载比比皆是，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语有孥戮、连坐、族刑、门诛以及缘坐等。文章拟对上述刑罚的源流、含义做一番考察，并从处罚行为、对象，以及方式等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异同。仅就立法而言，唐律中的缘坐剔除了前代残酷不道的规定，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相较于前代的类似惩罚，唐律中的缘坐是进步的、合理的制度。     

云南阿怒人建房“可汝调”研究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阿怒人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中,以房屋＂中柱＂为演绎场所的＂可汝＂歌舞,在阿怒人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通过对＂可汝＂歌舞体系中的建房＂可汝调＂的人类学分析,从被营造的场景中,层层剥离建房＂可汝调＂繁杂仪式表象下的民俗性外衣,从而探寻其深层蕴涵的神圣性本质。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无厘头”：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

大众传播时代的“无厘头”文本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文本,“无厘头”结构文本以其经典情节模式的特殊变体、庸常的小人物形象、拼贴性的“程式化”结构、“戏说”式的文本风格等因素,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文本结构,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和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无厘头”结构文本的形成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客观、全面地探究剖析“无厘头”文本的特定内涵和程式化结构、复杂的社会文化成因、狂欢化的审美风格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包括“无厘头”在内的当代大众文化现象。     

论“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中的精神“进城”

在“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叙事中，“进城”包含两层喻指：身体“进城”和精神“进城”。乡下人在身体“进城”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进阶。两种文明、两个时空的历史穿越，使乡下人的精神“进城”凸显出精神历险的特征。从精神“进城”的层面看，“乡下人进城”的历史穿越阻隔重重、举步维艰。     

《血色江州》悬念叙事浅析

《神探狄仁杰》风靡一时,作为一部悬念性极强的侦探类电视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编导运用高超的叙事艺术营造浓重的悬疑氛围。创作者主要运用三种手段构建《神探狄仁杰》悬念叙事的大厦,其中,《血色江州》这一个案子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