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形成中的媒体及其作用

形成于20世纪初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和主要表现形式,它的最大特征就是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时尚性,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现代媒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传播媒体的宣传促进了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和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形成,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分析,希望能对中国消费文化的良性建设有所补益。     

美国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建构及其困境

美国作为世界文化产业第一强国,不仅在文化产业盈利模式方面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建构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一方面缓和了社会矛盾,对美国社会起到了凝聚作用,另一方面,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巩固了美国的霸权。但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解决。文化生产的资本逻辑,个人主义的泛滥都导致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消费主义的膨胀与自我实现的断裂。     

消费意识形态建构中大众传媒的共谋

消费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它不仅以追求享乐主义、对物质的绝对占有和无节制的消费为基础,而且更多情况下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又是商家通过各种方式制造给我们的,这就使消费行为成为在商家与媒体“共谋”所构筑的意识形态网络中的一种非自主性行为。大众传媒作为消费意识形态自我合理化的工具和消费文化的催化剂,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重要共谋角色。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消费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受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大学生的消费观出现偏差,享乐主义泛滥;价值观趋向功利,实用主义盛行;人生观产生扭曲,个人主义蔓延。要消除消费主义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加强崇尚节俭的传统消费观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与大众传播

消费主义作为 2 0世纪西方出现的文化思潮和生活方式 ,不仅影响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形态 ,而且作为全球性文化进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正迅速进入中国媒体并产生影响。符号化消费扩展了消费的目的和意义 ,但这种由人所创造并赋予意义的消费方式也只有适合社会大众的需要 ,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当代媒体既承担传播消费文化的功能 ,更要担当社会稳定的重担     

影响消费选择的消费文化元素——从后现代享乐主义维度看

消费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社会学视角看,消费是结合经济与文化的社会活动过程,亦为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链接点;消费选择表明,消费生活显露了人通过自己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角色与他者结成一定的分工、合作、交换和互动的社会交往关系。消费文化对人们消费选择的调控,可见于后现代享乐主义的种种社会表征,而对消费文化层面的深度阐释提示:后现代享乐主义与人们消费选择彰显内在关联;消费者追求经济效用最大化实为消费个体进行"意义"建构和趣味区分。     

符号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符号的介入使消费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推动力之一。当物的实体性与历史性被抽空,只剩下差异的记号和整个差异体系的缩影,“物—商品—人类”的全部价值便凝结在符号价值体系之中,使符号消费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符号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统治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拓展的意识形态表现。深刻认识符号消费主义的生成逻辑及其给现代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带来的复杂影响,把握符号消费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质,对于建构当代消费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传播视阈下当代中国军事媒体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现代文化视阈下,我国军事媒体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军事媒体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功能和作用,认真分析军事媒体在现代背景下存在的问题,努力采取应对措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民国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从消费主义到中国现代性想象

以民国时期的月份牌广告画为研究对象,对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并从其内容嬗变、画中人物与商品的关系和推销理念等角度进行探讨,发现民国时期月份牌广告画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展现了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社会东西方文化冲突、观念的碰撞、思想的互渗及多种价值观并行的状貌.它不仅推销了一种现代消费主义理念,而且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关于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图景.     

论现代性与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

"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标志着英国开创现代政治文明和工业文明,至18世纪晚期英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上现代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8世纪英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逐步迈向现代消费社会,消费活动日益成为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现代性及其价值理念带来的理性、自由、经济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深深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和英国社会的财富观和消费观,于是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奢侈消费不再背负道德批判,奢侈消费在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外贸扩张以及技术革新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作为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工业化社会成为英国消费社会兴起和形成的坚实基础。     

略论人文科学的历史使命

文化滞后现象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其根源在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长期统治。当代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在于将民主科学的现代人文思想努力普及开去 ,而加强人文教育和对大众文化进行人文提升是普及现代人文思想的重要途径。     

人格自觉与文化自觉——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的现代价值

文化自觉 ,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他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他发展的趋向。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 ,不是体现在其动物性生存之中 ,而应该是与他的文化生存形态相联系的。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 ,文化建设意义的久远性 ,远远超过经济建设的意义。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更是需要实现文化的建设及合乎人性潮流的发展。文化建设 ,落实到根本 ,实际是人格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中着力强调的君子人格 ,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民族品格的理想人格 ,同时 ,也是符合现代价值观念 ,可以引导我们文化建设方向的价值判断体系。     

习近平民生改革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民生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民生、政治民生、文化民生、社会民生、生态民生以及党建民生六大方面。经济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政治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前提;文化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软实力;社会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保障;生态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环境条件;党建民生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法治创新。习近平民生改革对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

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21世纪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精神的整体主义、以人为本、普遍和谐、创新自强、重视教育和讲义求利等基本精神，对培养现代人注重社会利益、关心他人需求、保持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和谐、努力拼搏进取、重视人才教育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等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具有正面效应和积极作用。经过认真的发掘、研究、改造和创新，儒家文化在今天继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为弘扬和培育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要义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廉政文化＂的科学概念,是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主题所做出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相碰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化相交汇的时代要求。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重大变革。分析廉政文化的历史渊源与时代走向,全面把握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和有效图式,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及其历史启示

潮汕文化在近代潮汕社会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有力推动下,从古代农业文化向近代商业文化嬗变,为近代潮汕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和理论指引,推进了潮汕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潮汕文化的嬗变给汕头文化建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必须确立文化兴汕的意识,继承和弘扬潮汕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优化文化结构,构建现代文化体系,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把汕头建成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市。     

论民主政治的社会功能及其建设方略

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需要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 ,它具有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保障政治稳定等方面的巨大社会功能 ,因而内在地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条件。在当代条件下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略是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贯彻依法治国方针 ;改革政治体制、合理配置权力资源 ;塑造现代民主主体和建设现代民主文化 ;不断为民主政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文化：建构与解构

启蒙,作为中国近现代崛起的文化范式,实质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与过程,它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进化息息相关.大众传媒与中国启蒙运动的关系经历了建构时代与解构时代的更迭.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行,大众媒介在对启蒙形成强大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它将迎来一个传媒英雄协同思想大师为主体、多向传播、多元共融的温和的启蒙新纪元     

现代化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的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在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关系基础上,加强理性精神的塑造,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建构和契约文化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