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

论文描述了广州市外来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指出新老城区和郊区的外来人口在职业、家庭和住房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对其分布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形成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深层次原因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本地人口的职业流动和城市内部空间流动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的最直接因素.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旧城改造,可能对今后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产生新的影响.     

苏州市外来人口居留特征和政策响应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和部门访谈调研,对外来人口在苏居留时间、参与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居留意愿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苏州外来人口管理中存在的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不足形成矛盾、居留意愿与苏州发展方向不尽吻合等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加快居住证制度试点,构建面向外来人口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建设以注重质量、注重结构优化、注重技能素质为导向的外来人口调控机制等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变迁研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规模与分布、人口年龄结构、素质发展历程和现状。考察期内,农业劳动力规模先增后减,男性农业劳动力始终多于女性;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内的农业劳动力分布较为集中;农业劳动力呈现老化、女性化特征,且20-49岁女性农业劳动力占比超过男性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人口素质提升缓慢,与全国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不断拉大,新型职业农民规模不断增加。为此,从留住适量适龄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快土地流转和大力推广农业技术方面提出建议。     

新阶段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调查分析

以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状况为切入点,具体联系福建农村劳动力规模和行业的分布、劳动适龄人口的迁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等基本分析,来认识福建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加速时期的内涵和特征及其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大意义。     

近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

在研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基本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总和受教育年限、总和就业年限指标测量目前劳动力潜在的供给特征,并应用微观人口仿真模型分析了近期内供给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和变动趋势.研究表明,未来5-10年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结构处在变化转折阶段,变动趋势是:供给规模增长将转变为惯性增长;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劳动力老化趋势不可逆转且日益严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对重庆市开县的实证分析

文章综合考虑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针对开县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呈正向效应,而转移距离和职业劳动技能影响不显著.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西部地区劳动力普通话能力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的微观数据,采用明瑟方程模型考察西部地区劳动力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普通话单项口语能力和听力能力均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收入情况,而且较之于教育水平,普通话能力在西部地区提升劳动力职业收入的作用更为突出;普通话能力回报率随着人群阶层收入分布状况而变化,呈现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总体来看,在中低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对其职业收入的贡献更大,在高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则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把推普工作融入国家宏观战略并做好相关服务。     

农业洪涝灾害受灾体脆弱性、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范围、损失程度近年来急剧上升,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直接冲击与巨大毁损。恢复力作为描述人类自身响应和发挥主体能力、积极抵御和适应外界变化的指标,与受灾体脆弱性一起构成灾害管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农业洪涝灾害受灾体脆弱性及灾后恢复力概念进行新的定义,分析二者紧密相连又互为影响的关系,并详细分析阐述气候条件、水系分布、地貌特征、土壤与植被覆盖状况、耕地面积与结构和水土流失状况等自然环境因素,农户收入、劳动力数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与密度、水利设施状况、农户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政府组织管理、社会援助等因素对农业洪涝灾害受灾体脆弱性、恢复力的影响,为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     

中国农村女性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分析

农村女性的职业流动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致的,农村女性获得了职业流动的机会,但在她们的职业流动过程中,存在着职业的性别隔离、收入低于男性、就业风险大等不和谐因素。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力以及对农村女性的排斥是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中不和谐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和谐因素的存在,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农村女性等多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来解决。     

成都市外来人口的特点及管理模式的转变

成都市外来人口增长较快，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引起了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动。从来源地与居住地的区位结构看，成都市外来人口中多数来自农村，同时又大多聚居在一、二环路以外的城乡结合部，他们在给城市环保、社会治安等带来负面影响时，又协调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城市化进程。所以我们在管理模式上要不断调整，运用“管理＋服务”的模式，以人为本，注重服务，推动外来人口主人翁意识的心理转换，从他律走向自律，从而实现对外来人口的最优管理。     

上海市流动人口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六普"数据,对2005—2010年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变化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来流动人口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度达30%以上;近5年,上海流动人口从中心区向近、远郊流动的地理分布变化与上海的投资增长中心逐渐向近郊转移的趋势有很强的对应性,同时,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与上海工业企业的区域分布间有着极高的正向相关性。外来流动人口在缓解上海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同时,其低水平的就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导致第二产业的"滞移问题",减缓了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步伐。     

大型保障房社区建设对区域人口发展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

通过对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保障房建设基地的实地调研,分析目前上海市保障房的选址特征、居住区人口构成及其对区域人口发展影响。分析发现,上海市保障房选址主要集中在近郊区,对人口产生了较强的导入作用,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但也造成了人口在近郊区过度集聚,且住房郊区化快于产业郊区化,对区域内人口合理分布、公共资源配置和人口管理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据此提出,应通过优化保障房的选址及合理的规划建设,完善服务体系等,实现人口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中山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

以中山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方法,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研究表明,对迁入地具有明确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很小,且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有所不同;调查所选的影响因素中,性别、年龄的影响不显著。依据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上述现状,我国的城市化应选择多元而非单一的发展战略。     

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分析——以宁波市的调查为例

以宁波市为例,通过对宁波市外来人口流入长期居留的调查和深入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快速成长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居留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流入地具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稳定的收入;二是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待遇、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育龄妇女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的融合;三是宁波市在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租房和集体宿舍的修建、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外来人口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善;四是外来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来宁波的时间长短以及孩子是否能够在流入地就学或就业也是决定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西北地区城市发展中空间不连续问题剖析——以兰州城市为例

兰州地区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对城市发展有较强的制约作用，因此城市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段上聚集发展，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均衡性特征。随着城市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用地也在不断的扩张，但兰州城市由于其周围特殊的地域环境，不能无限制的“外溢”式发展，而必须选择一种适合于不连续城市用地的空间发展模式——“跳跃”式发展模式。“跳跃”式发展模式就是在现有的城市建设区以外开辟与老城平行，并能容纳新产生的城市职能的新城区。通过对兰州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兰州城市空间跳跃式发展的必然性和跳跃的方向。为西北地区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空间不连续问题提出解决途径。     

吸引·迫使·方便——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城乡结合部房屋租赁行为具有负外部性,需要政府规制和合作治理,村民和流动人口不主动登记租赁信息是利益冲突的产物,也是路径依赖和从众心理作用的结果,加强出租房和流动人口登记管理,需化解利益冲突,找准村民和流动人口在租赁信息、管理等方面的利益需求予以满足,以服务促管理,化被动为主动,以吸引其主动登记。广泛推广"门禁卡、视频监视器与居住证相结合"、一人一卡办法,建立多层次网格抽查制度,加大执法力度,迫使其主动登记。此外,还应采用"条码式"智能化管理等办法,方便其登记管理。     

《竹枝词》里的沪地早期民俗风情

竹枝词偏重于风土习俗、社会百态等内容的描写,使其具较高的社会史料价值。从＂上海竹枝词＂入手研究开埠的民间娱乐、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心态,能够更真实地了解上海早期民俗风情的真实形态。在自然经济下,早期上海地区的日常娱乐以就地取材、精于图利为本。社会信仰行活动突出表现为社会生产交往中的多重性要求。明清两代,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吸引了大量客商与外地人口流入进入,直接导致了上海地区人口暴增,同时也形成了上海居民比较宽容的社会心态。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急速增加与复杂化,催生了上海近代城市的经济心态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恶习,在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心态和生活方式、社会道德观念等都受到巨大冲击。     

流动人口对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的需求及满意度分析——以上海为例

通过对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对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的需求及满意度调查,并与本地居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外来人口对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使用情况较差、需求较高、满意度较低。据此提出消除户籍障碍,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构建需求导向型的社会事业资源供给模式等建议,使流动人口平等享受居住地社会事业资源,从而提高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草根NGO参与问题研究——基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视角

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指：一个外来个体在其居留城市中建立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并保证该网络嵌入城市社会网络系统的过程。政府功能在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局限,而草根NGO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对这种需求的供给。一个能够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草根NGO至少需具备同质性、互益性与社会性三种特征,能够为流动人口建立大量强连带关系,以此为＂接入点＂新建更多的弱连带关系,完成个人的城市融入。此外,该类NGO在微观上还具有心理慰藉、信息供给、规范行为等功能。该类NGO应通过增强组织内部强连带关系,积累组织外部弱连带关系来促进其功能发挥。     

嘉陵江流域基层管理机制创新研究

人口流动不仅考验着流入地的社会治理,也对流动人口归属地的社会治理形成了挑战.基于流动人口归属地社会管理困境的视角,以嘉陵江流域的蓬安县X镇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外出务工高潮的兴起使得嘉陵江流域的广大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空巢化”倾向,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这一经济社会变迁的要求;并剖析了国家建构中的自治传统式微是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进而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尤其充分考虑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提出发展路径是重塑流域内社会自治文化,重构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重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从而解决流动人口外迁后空巢化社会的矛盾与发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