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科学发展观"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积极探索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经济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但中国经济是否能可持续增长成为国际关注中国的新热点.西方文明号称有所谓的"民主"、"人权"、"法制",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竟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对此,简洁、准确、通俗地表述文化的"中国特色",建立"人类文明话语创新"工程,探索、定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对实现中国社会的"永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爱叙事

性爱是人类基本的生命体验形式.性爱文明的缔建取决于一个成熟、健全的文化语境与发展机制.性爱意识的解放常常是思想文化嬗变的催化剂.20世纪初期和末期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而由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引发的性爱价值观的"革命"又毫无例外地被转述到纵情"声色"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以"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的性爱文学为聚焦点,先对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性爱话语的生成机制、时代的道德价值理念以及整体创作概况进行历时性的审视,然后在共时态的层面或共通性平台上将20世纪中国性爱文学予以审美类型化的辨析,试图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发掘具有价值建构性的因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城市话语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城市"话语.这种反城市话语与传统儒家的反城市话语有承袭的关系;也和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反文明、反科技话语有密切关联;还归因于政治话语中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及民粹主义思潮.     

回顾东西方艺术的互融

中国文化流传于欧洲,西风东渐于中国,这是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史实.回顾这一时期广泛的文化交流,思考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当代的科学文明的互融和互进,可以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清醒的定位意识,对今天开放时代文化的推进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对外政治话语研究的议题回顾与前景展望

对外政治话语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担负着向世界表达国家政治诉求、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上国家议事日程的背景下,国内关于对外政治话语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其研究议题集中体现在对外政治话语传播、国际话语权挑战及应对策略、对外政治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对外关系话语、中国政治话语境外效应等方面.依据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升对外政治话语的研究水平: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研究范式的惯性思维;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挖掘并整合话语资源以推进话语理论创新;拓展研究视域,尤其要加强对他者政治话语及其与自我的比较研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参照,构建文明互通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     

话语构建和走向文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断想

一般而言,话语的形成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由此,中国话语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语词涵容性,所谓一词多义;二是体悟方式,即中国话语的表达往往需要深层的理解和感悟;三是比类逻辑。这些特点导致了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的语境差异预设在先,难以弥合。虽然如此,中国文化与世界各个文明在基本理念方面却有相通之处,这就为中国话语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提供了津梁。同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中国话语构建必须在中华文化与现代化社会政治价值互动和交融的过程中达成。中国政治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就需要具有共同的现代化社会语境。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需要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融合现代政治理念,由此开通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径。     

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及中华文明蕴涵的全球治理智慧

中国与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这种交流,对推动中国和拉美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而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文明,也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有助于联结中国文化与拉美文明这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与经验。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都市文化批判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读到许许多多"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新世纪,随着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小说更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小说大都展示了进城后的乡下人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中的尴尬处境.其中有部分佳作延续了"五四"的启蒙和人道主义传统,从权力文化、消费文化与契约文化等角度对当下的都市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展示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实绩.     

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建设性的女性主义

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由于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偏颇而陷入困境。代之而起的解构性后现代女权主义在"除旧"方面,亦即在挑战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上多有建树,但在"布新"方面则乏善可陈,几乎没有提出多少富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此外,对"话语"的痴迷和对生态问题的漠然,也使它无力回应生态文明时代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建立在过程哲学基础之上的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具有前者所阙失的多元、生态、和谐和共同创造的维度,特别因其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能够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积极力量,从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大显身手。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