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

孔尚任是清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三百年来,孔尚任罢官原因,众说纷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疑案。现有文献表明,孔尚任因创作揭露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黑暗的《通天榜》传奇,盛演京城,被康熙当面“斥逐”而罢官。     

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

清代直隶省成为全国科举大省,从其乡试看颇具特色:顺天乡试与全国的会试共用一贡院,甚至皇帝亲临视察;顺天乡试考生要远远超出了直隶举子的范围,如全国的国子监贡监生等;顺天府的考官资质也远远高于其它省。从顺天贡院、顺天考生、顺天考官三个因子即可管窥顺天乡试的特色。     

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巳卯”应为“己卯”

年届三十仍然在赶考求仕,这在今人看来好象年岁大了,但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商衍鎏所撰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曾记述了几个特例。广东顺德有位叫黄章的老人,康熙三十八年巳卯科顺天乡试时已经一百岁了,还远赴千里入京应北闱试,入场的时候,写了"百岁现场"四字在灯笼上,令曾孙拎着在前面开道。广东还有一位叫谢启祚的九十六岁应乡试,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中举人。     

科考、遗才与大收:明代乡试资格考试述论

为杜止冒滥,确保应试者的素质,明代乡试前由提学官考选士子应试,是为乡试资格考试,即后来的科考、遗才和大收。乡试资格考试发轫于正统初,形成于天顺六年之后,为明朝首创,并为清所继承,成为影响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近五百年的重要制度举措。明代乡试资格考试主要由各提学官于乡试前巡历辖境,采取吊考、类考、截考等方式,考选生儒人等,以核实应试士子的学行、身份、籍贯等信息;在应试人数日多的情况下,对乡试的正常、规范运行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唐代落第士人心态探微

唐代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产生了大量的落第士人.落第的结局,犹如多棱镜,在这类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中折射出多层心态,积极进取之意、感慨悲伤之情、失意怀羞之心、失望归隐之思等杂陈于内.关注落第士人的心态,可以审析唐代下层士子特有的文化心理,了解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之一角.     

从科举到新学:清代苏州大阜潘氏的家族教育及其近代转型

清代乾隆时期新兴的苏州望族大阜潘氏,由徽州迁入。其维系族运兴旺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从乾隆朝至光绪朝,潘氏为在科举应试上获取相对优势,由商籍改民籍,一方面摆脱贱籍、寄籍身份而融入苏州士族社会,另一方面取得乡试官卷资格。同时,谋求地利之便,利用顺天乡试的高录取率,实现应试地点从江南到顺天的跨区域调整。咸同战乱后,潘氏着力优化家族教育管理,明显提高了其宗族子弟的中举比例。科举废除后,潘氏积极主动接受新学,通过新式教育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成为传统科考向近代教育转型的成功范例。江南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区域,由苏州大阜潘氏可以观察徽州、徽商与江南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发现的魏源道光壬午科顺天乡试硃卷

包括魏源履历和科份页的道光壬午科顺天乡试殊卷是继只存文章但缺履历和科份页的魏源道先甲辰科会试殊卷之后的又一新发现.把两者结合研究,更具重要意义.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

乾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士子队伍膨大,有限的乡试、会试名额将绝大多数士子游离于官场之外,士子游幕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乾嘉幕府的幕主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诗文雅集以及对幕客的奖掖催生了大批的作家,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得乾嘉文学出现了一个个的高潮。幕主的爱好和思想观念无形中对幕客产生了影响,规训了乾嘉文学的发展方向,消磨了文学的独立批判精神。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乾嘉幕府的府客纷纷由诗文转向考据,文学创作一度深受考据的影响。     

马愉与南直隶士人交游考

马愉，字性和，号澹轩，明宣德二年状元。正统二年，升侍读学士。正统三年，与修《宣宗实录》成，升侍讲学士。正统五年，由杨士奇荐，入阁预机务。正统十年，升礼部右侍郎。有《澹轩集》传世。今据其所存诗文，勾勒其与南直隶士人的交往，以见当日政坛精英之间的关系之一斑，并为人们了解这些士人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论美学宗风特征

宗风是学术流派的最典型的特征,不仅包含学风所涉及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学者在生平经历、学术生涯中的操守品德,躬行实践等。美学宗风典型地展现于躬行尚实、自得造道、崇正辟邪、崇尚志节四个方面,反映了历史上美学学者的真气象,而且也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学人的品行与践履。     

论陈法关于《周易》明人事的思想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代易学家均有讨论,且为解易者首要回答的问题。汉代易学家普遍认为《周易》为卜筮之书,魏王弼以玄学解易,重视阐发《周易》义理,批评汉易象数学,开启了以《周易》解人事之先河。宋以后,易学家关于《周易》性质的论点趋于公允,即认为《周易》在历史上曾经作为卜筮之书的形态存在,但后世之学易者应注重开发其明天道、人事之理。程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即持此种观点。陈法继承了这一传统,明确指出《周易》为明人事之书。     

案例及其法律案例教学

虽然案例教学在中国起步较晚,我国仍有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案例在法律教学中的作用,本文则是从对案例教学的概念和法理基础,国外案例教学的实践情况及案例在我国法律教学中的适用现状分析出发,重点论述案例在我国法律教学各环节中所起的作用,希望为完善案例教学法提供参考素材,以此促进法律教学,为推动实现法的现代化奠定扎实的教育基础。     

试论唐代江南旧士族及其家学渊源

史界一般认为 ,至唐代 ,江南士族早已衰落。事实却是 :江南士族的衰落指一般而言 ,有些高门士族凭靠深厚的家学渊源和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 ,至唐代 ,又能顺应由门荫世袭制到科举选官制的转变 ,通过科举入仕 ,从而保持了世代勋贤冠冕的地位。唐代江南籍的宰相基本为六朝士族出身 ,表明江南地区在唐朝高层政权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六朝士族 ,并非唐朝新兴的家族。特别是唐后期 ,江南旧士族在高层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和加强     

辨伪与造伪并存——《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

《四部正讹》是明代辨伪学最闪耀的成果,但在其成书前,明代辨伪学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丰坊的以伪证伪,杨慎、王世贞等辨伪的同时又造伪。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有学者的好奇炫博,有商家的牟利,特别是面对经学复兴、文学复古等运动时,辨伪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忽视辨伪或者有意造伪。而《四部正讹》的成书,不仅是胡应麟个人文献辨伪经验的总结,还在于能合理地吸收此前学者们的辨伪经验与教训。     

徐州明代进士考

依据史志文献,首次按登科先后次序对明代徐州（包括属县丰县、沛县）、邳州（包括属县睢宁）24名进士之姓名、籍贯、科第、仕宦、行迹、著述等进行考证,对进一步研究徐州地方科举文化具有一定意义。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