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的逻辑与权力的规范——《宪政与权力》评述

<宪政与权力>是周永坤教授研究宪政下权力配置与规范的新著.该书致力于中国宪政逻辑的转换和公法的现代性转型,在论述了宪政与权力的一般问题之后,着力于研究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间相互牵制,适度渗透的合理关系.论著将思考的重点集中在对具体权力的规范和宪政社会权力的具体配置与运作上,它是作者对中国宪政实践同题的反思和对权力理论深入探索的结晶.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基本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对于公民不可缺乏不可取代的母体性权利。对基本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列举性的规定,修正案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入宪法则表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关注。但由于我国宪法运行机制缺陷,造成了对宪政实现的阻碍。面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应成为当代中国宪政的起点,作为一种途径和手段,基本权利诉讼是中国宪政实现的必由之路。     

宪政机制的反腐功能

宪政在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践行着它的反腐败功能。其中 ,宪政民主创建反腐之公开环境 ,人权诠释反腐法理 ,法治给予反腐行为最终保障力量 ,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提供反腐前提。宪政的这些内容相互配合 ,构成反腐败的统一实践体系 ,为锻造公正国家和廉洁政府 ,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宪政修养与宪政制度——中国共产党宪政修养与中国宪政制度发展探讨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宪政修养的高低直接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否能健康、顺利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和建设党,其法治宪政修养日臻提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趋势提供了基本依据.概括来看,其表现具有四种趋向:第一,20世纪80年代执政党接受了以宪法治理为核心的法治理念,开始逐步制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第二,20世纪90年代执政党以法治与宪政理念为价值选择,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进入21世纪头十年左右执政党的宪政修养日臻成熟,具有较强的宪政意识,开始尝试宪政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第四,可以预期21世纪头十年之后执政党的宪政修养会更加成熟,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将必然从党内制度迈向宪法法律制度,彻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从宪法到宪政的转变.     

中国宪政历史的三个阶段--兼论宪政的三种类型

人类的全部宪政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与之相适应,也有三种类型的宪政,即君主立宪的宪政、共和宪政和人民宪政.中国的宪政史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实行过或尝试建立过这三种类型的宪政.中国的百年宪政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人类宪政通史.中国宪政的发展历程与人类宪政史的发展相对照存在"反常"的现象,这种"反常"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宪政实现的核心问题--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

实施宪政的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制衡     

西方国家政党与宪政关系探析

从近代西方的立宪史来看,政党曾被作为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纯粹的市民社会组织,而为立宪实践所敌视或漠视。随着政党国家现象和政党异化现象的出现,通过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将政党纳入宪政体制之中遂成为现代西方立宪实践的潮流。从政党与宪政的逻辑关系来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政党不仅是基于公民自由结社的市民社会组织,更因其组织的准国家机构特性和党权的准公共权力性质而在宪政体制中发挥着不同于一般市民组织的宪政功能,理应获得宪法机构之公法地位,成为宪政规范的对象。     

宪政体制与权力的边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作为法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贡斯当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从体制上确立起维护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 ,确保人民的自由。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反思中 ,贡斯当坚信 ,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 ,阻止其肆意的扩张 ,只有当我们在体制上确立起宪政制度 ,划定出权力的边界 ,并得到切实的保障之后 ,我们才能享有权利 ,获得自由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社会契约意识:宪政的观念支持

由私契约理论演化而来的社会契约意识,可以逻辑地推演出宪法产生的必然性。宪法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契约意识决定了宪政的外在制度框架和内在价值诉求。通过权力制约实现对权利的保障是社会契约的根本宗旨,也是宪政的价值取向。社会契约的成立与履行是以建立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的。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及通过直接控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影响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宪政的宗旨。     

加尔文教的“两个国度”思想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深远影响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加尔文教不仅以其"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性根据,而且也以其"两个国度"的思想为西方现代宪政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神学基础。从加尔文教所坚持的圣约理想中,引申出一种以上帝权柄作为保障的民主观念。这种圣约民主观念在法国胡格诺派、苏格兰长老会、英格兰清教徒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逐渐与世俗的自然法学派思想相合流,最终导致了西方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的产生。     

胡适宪政训实现思想探讨——以宪政实现道路为视角

胡适是我国较早关注宪政的人之一,对中国的宪政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宪政实现问题上,胡适提出了＂实践、训练出来的宪政＂观点。本文拟从思想基础、具体主张等方面对胡适宪政实现思想进行了探讨。     

宪政:价值、形态与表现方式

宪政的价值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规范政治权力,从而达到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之目的;其政治形态表现为将国家领域的政治问题置换成法律问题,以制度化、程序化的形式解决谁来掌握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如何行使政治权力诸问题;而其常规表现则是政治问题的司法解决方式。     

“五四”后中国两种宪政观的比较及启示

＂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宪政观存在着以抽象人权取代人的现实生存权,试图脱离自由主义经济基础而构建宪政上层建筑的倾向。实际上,宪政总是包含＂限政＂与民主这两个向度,自由主义者强调了宪政的＂限政＂这一向度,继而强调了一种消极意义上的人权;毛泽东则强调了宪政的＂民主＂这一向度,从而看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同一性,为发展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人权提供了可能。     

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与宪政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 ,而宪政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因此 ,实行宪政是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将为实行宪政创造基本条件 ,而宪政的发展又为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先秦“盥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

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各·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而构成舆论( Opinion Pbulique)一词,用以表达人民对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这被认为是西方世界舆论一词的起源.迄今为止,西方语源和语境中的舆论,其主体本身有一个重要政治前提:所谓公众都具有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即参与社会事务的自主意识和相应的意见表达能力[1].离开这一点,舆论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的公众意见.中国当代的舆论定义众说纷纭,但总体上说与西方的舆论定义并无二致.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及其宪政意义

经典作家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深刻阐发了国家服从于社会、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民主契约法律观。弘扬这种民主契约法律精神,可以消除国家权力的神圣性和贤能性,实现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也可强化宪法的至上性和权威性,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民主、自由价值取向,因此,对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宪政现代化的价值分析范式

宪政现代化的研究有多种视角、多种维度。从价值层面来考察,宪政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主要可以界分为内蕴辩证矛盾的自治性与开放性、自发性与建构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三种范式的系统阐释,可以给我们对宪政现代化的全面审视提供多维视角。     

人格权保护的历史方法考察

人格权溯源于人权,将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权经宪法性法律文件的宣示性规定而固定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格权,人格权所具有的宪法权利的性质使之得以建立系统的私法保护体系,并以判例的形式加以补充。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格权保护的范围、内容和方式都不尽相同,与人类的文明程度和社会进步相适应,人格权的保护也必将日益丰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