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梁启超治学方法简论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是一个风云人物;而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领域中,也有所建树。在他留世的大量著述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他的广博而深湛的学识,而且由于他摒弃了先于他半个世纪前产生的乾嘉学派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重视实际,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的指导原则,以占有资料为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因而形成了他独有的良好的治学风尚。梁启超的这种风尚,在他的一生的治学过程中有所体现。他还写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如《治国学杂谈》,《中国历史研究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梁启超美学之“变”的现代性根源

梁启超美学从具有功利性的"文学救国"到强调审美非功利的"趣味主义",这种变化并非梁启超的"落伍"或者"善变",而是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科技物质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格的养成,所以他抛弃了自己前期的工具理性思想。但梁启超的这种"反科学主义"却建立在中国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现实之上,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矛盾悖论之中。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相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当时尚未形成劳动阶级;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主张中国应当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的同时兼顾分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回归还是超越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者之一,然而1919年游历欧洲后,却逐渐拉开与"五四"人的距离,被认为是回归传统文化.考察梁启超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思想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初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男性女权先声"提出的"生利说"对现代化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重大.一方面,他们将妇女视为不劳而获的"分利者",从而开启了唤醒二万万女子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权启蒙进程;另一方面,"生利说"从根本上否定和屏蔽了女性在历史中,尤其是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将此虚构为国弱民贫的一大弊端.     

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略论梁启超新闻文的创作特色

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为他赢得了"舆论界之骄子"的称誉,同时也是他"文界革命"的主要成果,而他新闻文的主要成就又是他的"新文体"."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从狭义文章学的独特视角对梁启超的新闻文进行全新解读,可以从语体、结构、情感等方面看出梁启超的新闻文创作及其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影响.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梁启超的宗教观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有成就的学者,曾为中国的民主、富强前途而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与改革主张。他的宗教观念亦反映了他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其中许多见解不乏有深刻之处。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化、新兴力量与守旧势力激烈冲撞、斗争的时期。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19世纪中叶后几十年的瞬间就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开始了她痛苦艰难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事实,强列地刺激着梁启超等近代…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