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尊严在行政法中的适用——以法国1995年"投掷侏儒"案为例

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最高价值,也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更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人性尊严倡导只有人才是终极关怀,人决不能沦为国家或他人的手段或工具。人性尊严逐步演变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追求,后来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原则。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是贯彻该原则的制度保障。法国"投掷侏儒"案使人们认识到,法院可以不直接适用宪法中的相关条款,通过发挥其司法积极主义立场去拓宽行政法中抽象条款的含义来维护人性尊严。     

宪法保障与人权发展

宪法保障和人权发展二者相互促进。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各国宪法都有所规定 ,我国宪法从生存权和发展权等方面给予了切实保障。完善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制度以及设立宪法法院都是实现人权的措施     

论公民住房权的宪法保护——基于财政宪法的理论视角

保障和促进人权,乃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之所在,而保障和促进人权的事业,则绝不能无视公共财政的存在及其功能。住房权作为一项新型的权利形态和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它的宪法保护取决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和宪法的完善。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核心价值初探

权利、约定和尊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其首要的立法主旨即为具化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首要的是人权。生存权是最重要的人权，生存权不仅指生命权本身，还包括维持生命健康的各种必须的条件，因此，生存权必然导出生命健康权，也就必然要求政府确保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权”。在此共识性基点上的社会“约定”，即立法予以明确国家的义务。《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建基于人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权，定位于积极人权属性，据以配置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职责，以及保障机制和措施，辅之以监督与制裁规制，由此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奠定小康社会的本底。     

物质帮助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物质弗助权被大多数国家确立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也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基本人权。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国家生存保障的权利,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重要人权。对于物质帮助权的立法保障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均有体现。物质帮助权的法律保障将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     

论人性尊严的伦理价值及其宪法意义

尊重“人性尊严”作为一项基本的伦理原则,其意是强调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必须加以尊重与保护。二战以后,“人性尊严”纷纷入宪,开始逐步由一个文化、宗教和伦理上的概念转化为一个法律用语。“人性尊严”作为最上位的宪法性规范和价值理念,不仅是基本人权之一,而且也构成了现代法律的内在核心精神。     

论人权的概念及价值在我国宪法中的正式确认

我国现行宪法虽然确认了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基本人权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正式确认人权的概念及价值 ,这不仅与我国宪法的根本宗旨不相符合 ,而且也不利于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我国宪法应当早日明确使用“人权”一词 ,同时 ,在确认公民享有广泛的具体人权的基础上 ,进一步从原则上宣布承认并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不可侵犯 ,籍此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正式确认人权的价值和保障我国的人权事业长期健康地向前发展     

劳动权的位阶与权利(力)冲突

劳动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在权利体系中具有上位效力层次的重要权利,当它与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障.对于劳动权与公权、私权、其他社会权之间的位阶关系及权利(力)冲突,应本着基本人权(生存权)优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益衡量、社会正义等原则予以协调和化解.特别是在劳动权与经营权的冲突解决中,我们应遵循生存权优于经营权的法理.     

关于艾滋病患者人权保障基本理念的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全球流行开来。在防治艾滋病的过程中,无论何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国家都有责任去保护艾滋病患者人权和自由。保障艾滋病患者人权既是我国宪法中保障公民人权之所必须,也是我国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歧视或遗弃艾滋病患者不仅不能解决艾滋病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糟。只有保障其生存权,使其免受歧视,保障其就业及受教育等基本人权才是明智之举。     

生存权、水人权:缺水地区人民雨水集蓄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生存权的思想自古就有,但是不成体系。近代早期的生存权,也不能积极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是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生存权理论,即以积极保障公民生存条件为其基本特征,至二战后生存权理论得到各国宪法的承认并日益国际化。水人权是生存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水人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和众多国内法的承认,我国干旱缺水地区人民的雨水集蓄利用权属于水人权的范畴。水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很多,但是我国干旱缺水地区人民的雨水集蓄权是水人权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这一点从干旱缺水地区雨水集蓄不同于丰水地区雨水集蓄的特征可以看出来。这样一种具体的水人权在我国立法上已经有了一定的体现,但是相关立法和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诉权的宪法保障

诉权是当事人享有的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加强对诉权的宪法保障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 ,而且也顺应了诉权的宪法化、国际化的趋势。应当在我国宪法中明确确认当事人的诉权 ,这有利于促进宪法诉讼在我国的启动。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论宪法结构中劳动权的立宪保护义务——以世界55部宪法文本为考察对象

劳动权在宪法权利体系中主要是作为社会经济权利存在的。通过系统考察世界55部成文宪法规定,劳动权立宪多是以规定其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为中心。在具体立宪形式上,各国劳动权及其立宪保护义务多是处于宪法基本国策及基本权利章节中,其宪法效力主要表现为弱意义上的"宪法委托"。在立宪内容上,多数国家均是选择性规定劳动就业保护、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特殊群体保护以及休息权等部分内容。虽然相较于域外多数国家宪法以及国际人权公约规定,我国劳动权立宪规定已表现得较为完备,但作为一种发展性需求,其在宪法制度空间中仍有继续发展和完善的必要。     

价值与规范：人格尊严的宪法地位

＂人格尊严＂是基于人本主义哲学立场而形成的概念,它表明了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他人的基本尊重。人格尊严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权利的核心规范,立宪主义在理念上必然是为人格尊严这一绝对价值所拘束的＂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价值定位——以人权为标准

人权为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提供基本的价值坐标。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应该摒弃义务本位，确立权利本位的改革方向；要以人民主权为手段，确立人权本位的改革基点；在权利内容上，要以生存权为本位，同时高度重视自由权的保障。     

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保障

人格尊严的规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保障人格尊严既是"规范宪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判断宪法正当性的重要基石。规范宪法要求涉及人格尊严的宪法规范必须完备、充分,并积极吸收国际条约中的人格尊严条款;宪法的正当性可以通过人格尊严保障的主体广泛性、标准复合性以及方式多样性等途径加以体现和证明。     

税收的法律特征及其宪法界限

税收是国家或其他公法团体,为财政收入或其他附带目的,对满足法定构成要件的人,强制课予的无对价金钱给付义务。不过,税收的这些特征主要限于普通法律的视野,它必须受到宪法观念和原则的约束。宪法对税收的限制并不脱离一般法律,但对其中的每一项具体特征,都必须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的角度加以把握。如果税收立法违背了宪法的限制,其法律效力就会受到质疑。     

论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司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司法审查是税收授权立法领域应着力加强的一项监督制度。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应以违宪审查为核心,包括违宪审查、违法审查两个层次,实质审查和程序审查两个方面。我国应尽快建立起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要以保护纳税人基本权利为目的的诉讼制度为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