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江漕政与农民的抗漕斗争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和山东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糜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时至清末,仍有“中国之大政有三:曰运漕,曰治河,曰行盐”的说法。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的浙江,是明清时期有名的重赋地区之一,也是征纳漕粮的主要省份。有清以来,浙江每年额征漕粮六十三万石,仅次于江苏,在有漕八省中位居第二。而这六十三万石漕粮,连同随漕征收的耗米、     

清代江浙漕粮赈闽及相关问题探析

清代江浙漕粮的七次赈闽,时间上集中出现于康雍乾时期,空间上以输入漳、泉二州为多。赈闽漕粮以海运为主,平均数量约10万石。作为官方弥灾的重要举措之一,清代漕粮赈闽的数量和次数虽然有限,但意义不可低估,不仅凸显了政府对粮食市场的积极调控以及对民生的重视,而且表明了漕粮功能的进一步社会化。     

略论外国轮运势力觊觎我国漕运

漕运是历代封建王朝将所征粮食解往京都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水路运输是其主要内容。清王朝建立后,对漕运十分重视,认为“漕粮是天庾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 清初规定每年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由于减去截留,蠲缓部分,实际上每年征收常不到此数,例如1753年实征漕粮三百四十三万零四百五十九石。其中江苏最多,为一百二十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四石,浙江次之,为六十一万零八百六十五石。两省相加为一百八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九石,占总数一半以上。     

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

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空前的,两浙路又居于全国的首富之区。苏轼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他财富供馈不可悉数。稻米在宋代除了作为主要民食外,并属主要税收之一,当时全国每年漕粮600万石,两浙路就占四分之一。粮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到了宋代,由于两浙路粮食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府、军队对粮食消费的巨额增长,赋税制度的变革,高利贷的     

从汉字“國”的原型看华夏国家起源——兼评“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

甲骨文金文作为二重证据,提示着汉字"國"的造字本义指由武器戈守护城池。史前大传统提供的四重证据表明:龙山文化时代古城与玉戈同在的唯一遗址是神木县石峁遗址。在距今4000年之际的华夏国家形成期,怎样利用新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知识求证夏代国家的存在?参照新问世的"夏代中国文明展:玉器·玉文化"(良渚博物院,2013~2014),用文学人类学派的四重证据法做出玉器符号物的系统证明之尝试,兼及玉琮的方形与龙山时代古城多为方形的对照分析。     

贫困约束下对消费者征收环境税的绩效分析

我们在设计环境税时,应从庇古思维中走出来.因为庇古税隐含的产权界定前提是:环境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所有产权权能都归国家所有.但根据科斯定理,环境资源产权在国有的框架下是可以继续分割的,因而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税收方案.这些不同的税收方案在不同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有不同的实施绩效,而谁污染准付税只是这其中的一种,它的绩效也随着现实约束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在不同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谁污染谁付税不一定总是最佳的选择.比如,在中国东富西贫国情约束下实行由消费者付环境税,既有利于调整东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又有利于减少环境税的实施成本,提高环境保护的绩效.因此,在中国实施环境税不应单纯坚持谁污染谁付税,而应该综合考虑"污染者负担"和"受益者付费"两大原则.     

宪法税权结构研究

宪政国家"因税而名",宪政国家的税权力源于人民的制宪权。税权作为国家权力实质就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依据法律规定,强制性、无偿性地向纳税人征收一定财产的权力。税权可依据国家权力的横向与纵向维度进行划分,横向税权分为税立法权、税行政权和税司法权;纵向税权可划分为中央税权与地方税权。研究税权的渊源、结构及其构成要素,不仅有利于宪法对国家税权力的保障与限制,而且有利于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完善我国宪法的税条款的内容,明确税权民主原则、税权法定原则和税权划分的宪法依据,既有利于我国税法体系的完善,又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     

东汉简牍《和从书》所见东汉若干制度探索

从<和从书>来看,监临湘李永是中部督邮下属的监部派往临湘办案的属吏,例督盗贼也是中部督邮的属吏,其职守是捕斩群盗、核查各类案件.尹湾汉简中的"督盗贼"并非指"犹今之侍卫队长"的"门下督盗贼",而更可能是督邮属吏例督盗贼的省称;东汉时期临湘县的亩制是按一石种子能播撒多少亩地的标准来计算的,缴纳田税不是用谷子而是未脱颖的禾.简文中计算禾的重量单位"下石"疑相对于"钧",重三十斤.精张、李建都有各自的口分田,当属自耕农阶层.精女 正留下的十三石田并非口分田,而是具有私有土地性质的田产.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死者没有儿子也没有父母、妻子的情况下,出嫁的女儿也有继承权,女儿死后嫡长外甥有继承权.     

陈锦元:玉成创业有缘人

7月上旬,"点石成金赌石文化年"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7楼拉开帷幕。赌石界翘楚陈锦元先生亲临现场,与投资者和爱好者面对面交流赌石心得。听闻陈锦元先生在"赌石"界屡创奇迹:早年2万元博得一块价值600万元的玉料,2009年展出108把翡翠壶,并倡导茶、玉文化对接,如今又在南京展出万块翡翠原石并亲自解析赌石技巧。此举着实令人不解:时下,在玉石界的精英们大多数都在寻觅有钱的买家以期将手中翡翠高价出手之际,陈锦元缘何举办这样一个"价格从5000元到几万元不等"的赌石寻宝活动?为揭开悬疑,笔     

沈亚南 将石头琢磨成文化,将文化经营成名片

正江南自古乃膏腴之地,现代工商业的进驻,更激活了其无穷的生命力。记者此次走访的目的地——万石实验小学,坐落在拥有"华东最大石材市场"的万石镇。如果说石材市场是万石镇的一张经济名片,那么万石实验小学则应该是万石镇的一张文化名片。在万小校长沈亚南看来,万小有这个底气,几年来,他一直为这一目标奋斗着。"万石实验小学校园文化引领宜兴校园文化。"这样的声音沈亚南不止一次听到,他很自豪,的确,万小的石文化建设有声有色。万石镇的区位优势和地域文     

悠悠运河情璀璨文化路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北京依旧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障这颗"心脏"正常跳动,政府投入大量的人物和物力进行维护.清政府为了保证全国各地的漕粮顺利运入北京,还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漕运管理系统,漕河的疏通维护,漕船的建造维修,粮仓的保管以及漕粮的征收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终点,也是重要的码头之一.元朝就曾在此设立漕运官署.明代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抢夺漕粮及物资,明嘉靖皇帝还下令在通州建造张家湾城,利用这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来保护京师和漕粮.清代在沿袭明代部分漕运制度外,又新增不少新的漕运机构,如:仓场总督衙门、漕运厅、大运河西仓监督署等等.至今在通州区仍留有不少有关大运河漕运的文物遗址.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县税制的政策及绩效

县税制关系县财政的确立,关系农民负担。1927年前,县级财政是有税无政,制度混乱。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县税制的整理,包括分税体制的推进、县赋税的整理、征收制度的改进。从绩效看,县税收总量增长,税收结构有一定优化,税制进一步规范。但是,问题不在"税",而在"政":县税缺乏独立地位;县税制的调整不能配合县政建设;县财权的分割造成征收成本增加,加重农民负担。     

试论战国小农的副业生产

许多论者在叙述战国时期“有田百亩”的自耕农的家庭经济状况时,认为这种自耕农只有粮食一种收入,并由此而得出他们年年入不敷出的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值得商榷。1 持“战国小农只有粮食收入”见解的同志,其论据主要是李悝关于小农经济状况的一段描述。这段话见于《汉书·食货志》,原文如下: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     

单一税思想及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启示

单一税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阿尔文.拉布什卡针对繁琐的美国联邦所得税而提出的税制改革主张。单一税思想有三个显著特征:单一税率、消费税基和"整洁的"税基。我国正处于制度变迁进程中,面临着税制改革深化的重要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检视既有的改革历程,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的同时,立足我国国情,分析和借鉴单一税思想,将有益于我国制度的顺利转型和税制设计的前瞻性。     

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

明代中期以来,漕运河道多遇不畅。漕粮缘河道北运遇阻,南来的漕粮汇聚到淮安后,不得不以山东登莱二州为中转,通过海路向京畿运送漕粮。隆庆以降,由淮安经登莱海运漕粮已具规模,但官方对海运漕粮总是多有顾忌,因而即使是紧急时期,最多只是默许而已。隆万之交旋开旋罢的官方海漕为万历辽东战争期间民间海上力量涉足海运从事粮食贸易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崇祯末期海漕北运再次实现。这条长期以来形成的海运线路曾为镇守东江的毛文龙集团提供了若干便利,淮安民间私人海上团体则成为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淮安海商在逆境中不断寻觅着海运的商机,断续推进着自淮安到辽东的海上商业活动,彰显了海上力量的不竭活力。     

石柱县冷水乡种烤烟生产纪实

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乡自91年发展烤烟生产至今,全乡种烟收入现金累计达272.43万元,户年均收入1133元,为国家创税92.95万元,户年均刨税387元,成为该县种烟的“冒户”乡。他们的经验是:(一)更新观     

对中苏走向分裂的理论化诠释：一种建构主义视点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其中原因既有现实主义方面的,也有双方不同的观念建构的。就建构的因素而言,中国对苏联主要有两种认同:建国后前十年为"兄弟"、"老大哥";60年代末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变化是由二者对利益的不同认同造成的。中国重在以"革命性"的观念原则划分敌友,而苏联重在以"物质利益"分亲论疏,这两种不同的利益认同路线导致双方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期望,分裂最终不可避免。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释“石”

"石"是汉语中的一个常用名词。从上古到中古"石"一直有yak或ǐεk的读音和"大"的义项。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硕"也有上述两个读音。从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来看,"石"跟"硕"在读音上发生分化的时间是近代以后。虽然"硕"也有"大"的义项,但跟"石"不同的是,该义项是其语源义,而"石"所具有的"大"的义项是由于跟"硕"读音相同,通过通假的方式获得的,其本身并无该义项。"石"的"量器"义是在其为"容器"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石"经常作为称重物的量器,因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作为重量单位词的义项。表示"谷一百二十斤"的"石"跟"■"是同源词。"石"读为"儋"的原因之一是从俗,其发生的语言基础是汉语中存在的同义换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