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响理性民族主义大门

科学界定民族主义的范畴,分析了建构理性民族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说明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深入透析民族主义的内涵,正确认识民族主义存在的客观基础以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叩响理性民族主义的大门,倡导在全方位多领域建构理性民族主义,对推动中国和平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爱国、理性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激进、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则阻碍民族团结与国家发展,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成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社会价值体系中的理论核心,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包容性、共识性和崇高性的理论优点。因此,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形成的理论资源与历史语境

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资源,从马克思、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到中国哲学思想,都对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推动民族形式概念产生的核心动力,则是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需要：一方面,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想走向僵化,难以回应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转向,呼吁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两者结合构成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形成的历史语境。     

民族主义的本质与动力：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西方现有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现代主义等理论范式在民族主义的"真实本质为何"以及"如何最好地解释其本质"等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事实上,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来诠释民族主义,可以为其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嵌入在利益、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动态力量。借助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过程"学派观点,运用"利益与资源"、"制度与机遇"以及"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三维框架来分析民族主义及其动力,有着将来自社会运动理论和民族主义研究的洞见结合起来的解释优势。     

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述评

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以提出"全球政治中的女性在何处"这个问题为起点,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激进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性和性别的区分;认为性别影响民族主义,女性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另一方面也反对民族主义政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扩大了安全的内容,强调女性在变化世界中的安全.全球化使性别事务也全球化,女性主义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独特的视角,增加了女性在国际关系的经验.     

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反思

民族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进入到冷战后民族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态势。通过分析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可见新型民族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对冷战后民族主义特点的剖析,可见新型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具有一定地位;新型民族主义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将是深远和长久的。     

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之风鼓荡于中国,其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以法国为代表的强调公民理性联合的民族主义、以德国为代表强调共同族群文化信仰的民族主义尤有影响。其影响下,中国近代早期民族主义理论探讨中出现了民权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反传统民族主义等不同的主张。这些思考奠定了未来中国关于民族主义思考的框架,后世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盛行、多民族一体格局的成形、反传统民族主义的持续及文化民族主义的曲折等,都可见其历史影响。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汉斯·摩根索民族主义理论述评

民族主义理论是摩根索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的副产品。他在这方面的基本思想是: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世界大同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它的具体政策体现,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一个新的表现形式。     

试论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理论政策和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人类社会由部落制度发展成民族和国家,所以,文化的同一性常常成为一种政治博弈的资源,由此而形成了民族主义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推动与抗拒的作用。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革命派强调民族的血统,从单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提倡种族式的排满。保皇党人则重视民族的文化认同,鼓吹包容满汉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其态度几次转变,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入思考。     

宪法爱国主义——公民凝聚力和政治忠诚的再塑

当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主要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尤其是边疆的分离活动动摇了传统爱国主义理论的根基。因此,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足以实现公民对国家的普遍认同,进而无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重塑爱国主义价值观就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再塑公民政治忠诚的新视角。即：将公民对于一国宪法的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主要价值来源和支点,进而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研究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存在,具有天使和恶魔的两面性特点。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既有培育和提升民族精神之效,又有被妖魔化而误入歧途之险。广大青年具有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和视野开阔、观念开放,因而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载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性与青年思想易变性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对青年政治思想将产生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无产阶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伴随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特别是在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成为威胁全球安全和各国政治稳定的新的安全隐患的背景下,重视民族观教育的战略地位,丰富民族观教育的内容,创新民族观教育的形式,对于自觉抵制民族主义浪潮的不利影响、巩固我们的国家政权、形成和谐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华夷之辨与西方及孙中山民族主义之区别

"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春秋》大义之一。所谓华夷之辨,是要辨明诸夏(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不同。华夷之辨是道德之辨和文化之辨,而不是种族之辨和民族之辨,华夷之辨无种族主义色彩,华夷之辨也无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完全是来源于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思想和理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彻底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华夷之辨"的思想,孙中山之民族主义异于"华夷之辨"。凡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之论者皆失之。     

让民生主义思想永放光芒——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基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独立、主权在民问题,民生主义则是为了解决国民生计问题。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创建中华民国的根本出发点。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最重要的是传承三民主义,特别是将民生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扬光大。     

民族主义研究的话语转向——谈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

基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等作品中对已有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以及线性历史观念的批判,以及这些批判所产生的理论背景的分析,认为杜赞奇的民族主义研究具有话语转向的意义。同时,对其核心概念“复线历史”的意义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旧题中开出的新意：孙中山民族主义概念新解——以对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的阐发为例

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就民族主义而言,一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就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这些新思想赋予现代意义,则能够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带来启发。     

民族主义中的道义法则——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解析

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倡导民族之间的道义法则,正确认识民族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则是泰戈尔倡导的民族之间的道义法则的内在核心。泰戈尔在其所生活的时代就断言西方民族主义已到黄昏时刻,在于泰戈尔认为西方民族主义违背了民族之间的道义法则,对于东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泰戈尔认为应该遵循民族之间的道义法则．彰显民族的道义之光。道义法则不仅构成了泰戈尔评判民族主义走向的重要标准,同时在近现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中也有着诸多具体表现。     

“新国家主义”与九一八事变后陈启天的抗日救国主张

1923年底陈启天揭櫫"新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建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围绕这一主旨,陈启天一直倾力于建构国家主义理论与从事国家主义运动,成为中国青年党的要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启天对日主张作战;对内要求停止党争、取消"党治"以共赴国难;主张"抗日不忘铲共",批判国民性以指导"国民救亡运动"。其抗日救国主张是延续和发展"新国家主义"的逻辑结果,不免意识形态之囿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