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

本文认为分布在中国南方及中南半岛的壮、傣、佬、泰、掸等族共源于古代的百越民族 ,因此 ,可以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古学材料、民族分布、民族形成等不同视角进行整体性研究。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口述史在民族史研究中的功用及相关问题

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相关手段,搜集所需口头史料的史学研究方法,对我国民族史的研究有多方面的功用。虽然其还存在着口述史料是否客观真实等一些问题,但是作为人类历史文化传承的最古老的方式,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必将为我国民族史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方法。     

西北开发与民族和民族史

历史上西北是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的地方。关于其衰落的问题，自然史学者、环境学者、民族史学者各有说法。历史沧桑，史迹斑斑。西北开发应对民族问题予以特殊关注，对各种民族关系的调适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开发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体育考古学研究方法初探

体育考古学既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属于体育人文科学,它涉及体育史学、敦煌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作为交叉型的边缘学科它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育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一般考古学的方法,即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形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形论等一系列有关资料收集、整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当前的新技术、新方法在体育考古学中的应用和有关体育考古学的特殊方法.     

关于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若干构想

当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不仅应满足于追寻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还应探求民族发展的现实和未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提供更多的智慧,是中国民族史研究者的当务之急。正确把握民族史研究的方向,加强学科理论建设,使民族史具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牢固地建构中国民族史学术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民族史资料收集整理方面,还存在着广阔的空间,需要进一步开拓视域,扩大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历史资料及波斯、阿拉伯等域外文献尤其值得重视。为推进中国民族史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多学科协调并进,在多维视域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当今,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边疆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人口学、军事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在中国民族史学框架构筑上实现飞跃,使中国民族史学成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这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要求。为了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必须立足于探索,着眼于创新。     

对体育考古学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当前,对体育考古学理论构建研究的不深入、研究方向的不明确是体育考古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体育考古的历史以及当前学者对体育考古学概念的认识来进一步确定体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茶马古道与百越古道

文章论述了茶马古道的由来和研究现状,论述了茶马古道和百越古道的区别,对百越古道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前瞻。     

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些思索

20世纪后半期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辉煌发展时期,新世纪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历史开展研究,要加强对主体民族汉族历史的研究,并开拓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中国民族史研究登上新的台阶.     

考古学视野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路径

考古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后来该称谓多见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著作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理论的正式形成。此后学界掀起了一场多视角、多维度、多学科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热潮。考古学作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的一门科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方法上,文化-历史考古研究范式中的考古学文化和谱系研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可以从文明探源、民族考古、公众考古三个方向开展考古工作,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民族认同、传播文化史观,有效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百越古道：一个历史的考察

＂百越古道＂是连接中国西南至南亚＂茶马古道＂,是通往中国东南出海口和东南亚的古老通道。这条古道不仅是经贸之路,也是民族迁徙和交流往来之路。历史上,中国南方民族通过这一古道向东南亚扩散。我国南方与东南亚有20多个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还有很多民族是＂跨境民族＂,这一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这一古道密切相关。百越古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西南、华南与东南亚和大洋洲交往频繁,为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时期,百越古道初成格局。三国至唐宋,是百越古道大发展和鼎盛的时期。元至民国时期,百越古道继续发展与变革。解放后,百越古道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百越古道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追溯历史,考察百越古道在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面貌。     

百越古道的文化遗存和文化线路

文章论述了百越古道的文化资源,对百越古道定名的缘由及其文化线路进行了阐述,对打造百越古道提出了建议。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观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主要面对《词与物》最后提出的“人之死”这样一个问题,福柯认为“人之死”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伴随事件。福柯指的“人”是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大写的“人”、资本主义的一般主体性。福柯认为,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主体性,欧洲现代史就是这个主体性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成为福柯《知识考古学》思考的中心事件,法国大革命在福柯文本中是隐匿的。     

百越古道上的民族与文化刍议——兼论横山寨的民族文化互动

文章论述了以横山寨为中枢起点的百越古道的功能与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百越古道上的民族与文化,是促进民族文化互动与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关键所在。     

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定位及对人类学的诉求

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深厚,中国考古学自产生伊始便定位于历史学.但定位于历史学的中国考古学存在信息提炼不足、理论缺失等弊病,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促进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发挥考古学的威力.     

“知识考古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现代文学突破了"从五四谈起"的起源上限,拓展了学科时空领域,缓解了学科焦虑,超越左翼文学史观的局限,发现了现代文学的"多种现代性",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研究局面。"十七年文学"改变了情感化、政治化的简单视角,分析文学成规显形与隐形的规则,致力于还原历史情境,转变为两个时代的平等对话,获得了鲜明的文学史意识。"重返八十年代"解构了文学叙述成规,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展示流行概念和范畴的背景、条件和关系,探求文学制度再生产的历史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及"谱系学"方法的引入,使现当代文学研究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但是,"知识考古学"滑入犬儒主义与失去道德责任的危险,以及它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局限性,是我们运用"知识考古学"进行文学研究所必须警惕的。     

世界近代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国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进行改革。在世界近代史研究工作改革中,要明确“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拓宽研究内容;深入探讨重大课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多种多样的成果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同时,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要进一步加强,教材编写要不断创新。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 ,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 ,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 ,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     

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述评

“民族考古学”自产生以来,学术界对其学术史、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民族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赖于多学科合作研究的加强。只有多学科学者的多角度研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才能在研究实践基础上有所深化、研究理论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