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写作富有楚地音乐诗歌特色的作家。屈原和他们的创作都著录于汉代典籍。西汉末的大学者刘向把在他之前富于楚地音乐诗歌特色的作品编辑成册,称为《楚辞》。东汉文学家王逸为《楚辞》一书作了注解,称《楚辞章句》。这部书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屈原的死亡情结

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屈原的自杀问题 ,认为深藏于屈原的无意识中有一个死亡情结 ,彭咸是屈原心中的原始意象。屈原是政治迫害狂。屈原的自杀是有其人格弱点的 ,自恋、犹豫与对君的钟情使他成了又一个哈姆雷特。而最终 ,屈原的死亡情结使他成了永生的诗人 ,屈原的辞赋是生命体验的绝唱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荆楚民众以屈原为自己主体意识的代言人,并利用多种方式创作、传承多姿多彩的屈原民俗文化.他们以屈原的事迹和精神创作并流传着许多活生生的屈原传说.在节令中创造并传播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使屈原走向民众的神坛,形成了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四型屈原论

屈原研究中出现的诸多凿枘之处 ,概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四种型态的屈原 ,即历史真实的屈原 ,政治斗争中的屈原 ,民间信仰中的屈原以及文化精神中的屈原。对四型屈原的分析与评价是解答屈原研究中“千古之谜”的钥匙。屈原学研究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深入“彼在”的精神 ,借鉴与倡扬应该切合实际 ,为我所用 ,这才能体现屈原的真正的文化精神     

屈原《招魂》的研究

屈原的《招魂》首先反映了楚史中一件极惨痛的事,也就是屈原自己生平发生伤感乃至悲愤的开端,这对于如何认识屈原、了解屈原、研究屈原将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现分五个单元去说明它. 一、屈原写作《招魂》的缘起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较强而楚国最大.楚怀王     

《屈原列传》评述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思想及其代表作《离骚》作了比较全面而正确的评价.《屈原列传》是当今所能看到的记载屈原生平、思想的最早、最完整的文献.对《屈原列传》的正确评述,不仅有助于对屈原思想的研究,而且也涉及对司马迁生平、思想和世界观的剖析.本文拟对《屈原列传》略作评述,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进一步研究屈原和司马迁思想的重视.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

元代回回人音乐生活的伊斯兰色彩,包含宗教和地域两方面涵义,大体可从《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略窥一斑。元代回回人在宗教用乐、仪仗用乐和宴飨用乐三方面承袭了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用乐风俗。宗教和宴飨的音乐生活,对于回族音乐的形成起重大而持续的作用。     

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屈原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第一座巍巍丰碑,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其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支撑屈原精神世界的支柱主要有:美政———执著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内美———高洁纯粹的美好情操;神灵———超验世界的精神主宰。其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信仰、道义、真理、责任,这一切都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精神,这是他生命的坚强支撑,是他的精神家园。屈原形象说明中华民族很早就把精神信仰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屈原精神对后人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屈原引领了中华民族及至人类精神的提升。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