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超越——论许地山的理想人格建构

许地山作品中反映出一种自相矛盾而使人困惑不解的复杂思想:既“出世”又“入世”,既悲观又达观,既积极又消极,既赞美生活、向往幸福又否定人生、讴歌死亡,从而显示出其特有的魅力。许地山作品所显现出来的“二重性”,从表层上说主要体现在其人生和伦理价值的取舍变化不定,其深层则映射出许地山重塑民族理想人格的艰难性。纵观许地山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前期有小说集《缀网劳蛛》和散文集《空山灵雨》,后期有小说集《危巢坠简》(许地山还另有一个集子《解放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魏源山水诗的"变幻美"

魏源在晚清诗坛独树一帜,他自称“十诗九山水”,“溺仙溺佛溺山水”。他的山水诗别创新声,在审美追求上与佛教美学多有会通,具体征象表现为错彩镂金的“绚丽美”,寓理于景的“智思美”和摇曳多变、似真似幻的“变幻美”。本文以魏源的山水诗名篇《香港岛观海市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等为范例,探讨其山水诗的“变幻美”及其在学理上和发生论意义上的佛学根源。     

试论《西游记》的佛学主题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但它幻中有理,这个理就是宋明两代已经佛学化了的心学。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是通过唐僧一行的形象尤其是孙悟空的形象来宣扬佛化的心学,宣扬佛教的“明心见性”、“自度成佛”,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性完美的追求。因此《西游记》是一部昭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真谛的文化小说。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許地山的创作道路

以“落花生”笔名著称的许地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六十年前,他就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带着奇特的创作题材和温馨的异国情调步上文坛。他那独具一格的作品,成为新文苑的一簇奇葩;它色彩鲜丽,格调迥异,醒人耳目。许地山从1921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到1941年辞世,仅仅度过了二十年的创作岁月。他留世的有小说散文集《缀网劳蛛》、散文集《空山灵雨》、《无法投递之邮件》、小说集《解放者》、小说散文集《危巢坠简》、《杂感集》以及散见于报刊的新诗和话剧。本文仅就许地山的创作道路(着重于小说创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命命鸟》:新青年反抗父权的宗教哲学误读

许地山在小说《命命鸟》中,讲述五四时期一对恋人,因父母干涉婚姻自由而痛苦不堪,又因受佛教思想启发而自杀的故事。其中对父权专制的反抗与佛教消极的应对方式,都成为启蒙精英抨击时弊的经典素材。然而,批评家把恋人自杀归咎于佛教的启发,是对佛法的严重误解,同时,作品中一对恋人因受佛教影响而欣然赴死,也是对佛法的误解所致。佛学本是爱护生命的正法,一旦违背中道逻辑,在实践中就会沦为偏执一端的邪知邪见。以佛学中道智慧观之,父权专制本是父爱偏执到固执己见的恶果,子女反专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父母养育之恩弃之不顾,甚至以死复仇置父母于万劫不复之生命深渊。     

《拾遗记》佛学影响探源

《拾遗记》中部分源自佛经的传说故事以及一系列佛教术语的出现,说明《拾遗记》的作者道士王嘉受到了佛学的影响。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思想的盛行、王嘉与佛教高僧道安非同寻常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道教徒普遍的道教方术与佛教幻化之术并不相互抵忤的思想则是王嘉受到佛学影响的重要原因。《拾遗记》记述的这些与佛经有关的传说故事,也反映了佛教在中土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向中土世人宣传佛学内容的不同。     

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 ( 1889- 194 7年 )是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他提倡并推行的把佛学和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 ,致使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人生观相应的“佛化新青年”人生观应运而生 ,也激励后继者努力使人生佛教思想付诸实现人间净土的践行中。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把中国佛教注重人生、积极入世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以其注重践行、契机契理的风格倡导了融大乘精神与“国民性的道德精神”于一体的佛教人生观 ,其流风遗韵普被僧俗两界     

柳宗元“好佛”并不“佞佛”

近年来有的同志根据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的表白;根据他同佛教徒、僧侣密切来往,说佛论禅的情况;根据他的著作中涉及佛教、佛学、佛寺以及浮图、僧侣的碑、铭、墓志、序记等占他著作的较大比重等等情况,推定柳宗元“佞佛”,即迷信佛教,说他的哲学是佛教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评价所根据的情况虽属应注意的事实,但并没有表现柳宗元哲学的本质和主流。如果只停留在部分现象的数量和表面而不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研究,难免会得出肤浅的、片面性的以至错误的结论,因而不能把握柳宗元哲学的本质特点。关键性问题是弄清他所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的真实含义。从他的思想主流和一生的社会活动来看,他的“好佛”是爱好研究佛教而不是佞佛,不是迷信佛教。事实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点

南开大学哲学系卢升法先生的专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最近问世了。全书分“佛学”、“儒佛交融之展顾”、“佛学的近代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四编。这是一项新的学术成果,它为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学相互嬗递、会通融和的历史进路及现代结晶,同时向学界提供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独特视角。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船山佛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针对“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船山与佛教的因缘、船山的辟佛与传佛问题、船山佛学著作《相宗络索》的思想和意义等内容,较好地补充了船山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也对以往所做的相关研究有了更多的超越。     

许地山小说创作的佛教情结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受佛教影响的作家有许多,而没有一位能与许地山相匹敌,许地山先生为佛学宗教学比较研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浅析佛学中国化的历程及理论基础——从《坛经》产生及其文本说起

佛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2世纪传入到禅宗成熟,用了五六百年时间,对佛学的理解方法从一开始的"格义"朝着以心性释佛的方向发展。《坛经》中内含着难以调和的理论矛盾,这见证了佛学中国化留下的痕迹。佛学与中国儒道传统本来就具有相互汇通的理论基础,《坛经》理论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完美地证明了这点。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与华严哲学

《齐物论释》是章太炎所撰“以佛解庄”之哲学作品,自谓其思想创见为“千载之秘,睹于一曙”。通过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对佛教华严宗法界缘起诸教义的阐发与反思的方式,可见章太炎“以己意进退佛说”,其对佛学的态度是试图汲取思想资源来证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同时也可见章太炎的佛学思想濡染了颇深的理性主义色彩。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