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依据包括国内法(东道国法律和母国法律)、国际法、非正式的规制(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跨国公司的自律)等。在人权保护领域，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心有余而力不足，母国虽有能力却大多不愿积极地规制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行为。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跨国公司的自律尚不足以成为其承担人权责任的有效保障。强化跨国公司国际人权责任的措施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国际条约强化母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责任，二是制定有约束力的直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以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路径研究

在追究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方面，目前主要有三种途径：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来自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监督以及跨国公司的自律。但这些途径尚不足以成为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有效保障，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强化跨国公司国际人权责任的规制。     

论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依据包括国内法(东道国法律和母国法律)、国际法、非正式的规制(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跨国公司的自律)等。在人权保护领域,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心有余而力不足,母国虽有能力却大多不愿积极地规制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行为。来自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跨国公司的自律尚不足以成为其承担人权责任的有效保障。强化跨国公司国际人权责任的措施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国际条约强化母国对跨国公司的规制责任,二是制定有约束力的直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以规制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     

试论跨国公司之人权责任

目前的法律体系在规制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跨国公司并非国际法上的义务主体,其母公司和子公司在国内法层面的责任分担也不甚明确。因此,强化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需要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法体系,促进国内法对国际人权标准的认可与转化,将跨国公司置于更广泛的法律控制之下。同时,还应该激励公民社会的发展、加强东道国与母国的合作,引入更具人文关怀的公司治理和规制理念。     

强迫失踪问题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责任

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既有的人权国际保护的规范与机制,以及"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新观念和原则,国际社会应当承担和履行保护国内人民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责任。为开展和推进强迫失踪问题上的人权国际保护,国际社会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界定了国际社会承担履行人权保护责任的基本内容、职能权限、程序和方法等。但是,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职能权限、介入程度以及适用范围等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其实际运作也尚未得到主权国家的充分认同与合作。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将"保护的责任"所蕴含的总体性的原则观念和框架义务作为新的原则指导和动力,不断地完善与强化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并且充分地发展和运用其他各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和力量。     

企业人权责任的新发展——从2003年《责任准则》草案到2011年《指导原则》

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人权的实现和维护产生着重要影响,企业人权责任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2003年《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草案试图直接为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种商业实体规定强制性的人权责任,但因各方之间的分歧最终未能获得通过。经过随后的多年酝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1年6月通过了一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软法"的形式对工商企业如何尊重人权和预防其活动在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作了规定,对于推动企业人权责任国际规范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

我国已经加入了25个国际人权公约,特别是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具体实施问题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用人单位的漠视,我国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以及子女的受教育权等权利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为此,有关政府机关必须重视我国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切实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及其法定职责。     

国际人权背景下的中国死刑

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要求两者必须协调发展,国内法须承担国际法的义务.国际人权公约经过多年的发展,对死刑的关注经历了由放任到限制再到废除的变化.中国在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后,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同时,面对死刑的变革应作出积极的应对,以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发展.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跨国公司国际环境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近年来,如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等因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活动导致的国际环境破坏事件日益频发,国际社会急需建立统一和高效的国际环境责任承担机制。因此,对跨国公司国际环境责任有效承担机制问题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文章首先总结了目前跨国公司国际环境责任承担机制存在的现实困境和适用障碍,进而分析指出了当前跨国公司国际环境责任承担的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制度性问题,最后提出了重新构建以多元责任主体、利益平衡兼顾和制度设计完善为特征的跨国公司新型国际环境责任承担机制的建议。     

人权需要信仰——对人权教育的一点思考

中国当前的人权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人权情感与信仰的培养与人权知识的积累不成比例。人权要真正实现它对人类的价值,必须首先被人类所信仰。人权教育在教育方法上应当借助于人们的情感体验,重视仪式的作用,唤起人们敬仰人权的直觉,突出人权教育的情感激发和习惯养成。渗透式、养成式、参与式的人权教育是培养人权情感与人权信仰的有效方式。大学的人权法教育既需要注重人权知识的普及,又需要注重人权观念的形成,并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问题紧密结合,而国家是人权教育的责任主体。     

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与中国人权教育的开展

建立普遍的人权文化,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实现,是联合国许多文件宣示的人权教育目标,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肩负的使命。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也具有重要的道义、法律和文化基础。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应当积极开展人权教育,并借助其他必要措施,促进普遍人权文化的建立。在这一领域,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古典人权理论的体系说

古典人权理论认为,只有个人才是人权的主体;在内容上,人权是指以自由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在本原上则有先验论与经验论两个分支;其实质强调人权的对抗性;在人权与法律关系方面则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探析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主要是在对古典人权理论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肯定了古典人权理论的历史进步性,又超越了其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包括人权的历史发展观、人权的阶级观、人权的主体观等内容。从方法上看,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释人类解放的理论。     

“集体人权”的虚幻——对“集体人权”概念的检讨

学理上,"集体人权"这一概念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分别指称"群体的权利"、"集体行使的权利"及"集体所有的权利"。然而在诸种界定中,"集体人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混淆了对"集体"与"群体"、"权利主体"与"权利行使方式"、"人权"与"权利"等的认识。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人权的特点和实现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人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人权，怎样才能实现和保障社会主义人权”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本文从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手，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主要特点，以及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实现社会主义人权的途径。     

论人权的人本内涵

创新人权的人本理念是创新人权理论的关键所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则为人权人本内涵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以人为本视野下的人权的人本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人是人权之本,具体的人与社会的人是人权的立足点,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从人的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发展,人人和谐共处,人人参与人权实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在人权的特性、内容、享有主体以及与主权的关系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统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人权与主权的统一。与西方传统人权观相比,这一人权观充分彰显出自身的特点,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现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事业顺利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人权与民主关系辨析

人权与民主的关系应当在人权的实践中得到理解。民主作为权利的实体,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结构性关系;作为权利的筹划或运作方式,民主与人权表现为一种功能性关系。由于人权的普遍道义诉求和具体落实要求之间的差别和矛盾,人权实践的具体化策略十分重要地关系到民主过程。因为这个过程蕴含着人的主体性自我实现的巨大张力,并体现在人权实践诸环节之中。只有以民主的方式处置和调适这种张力,我们才可能申言现代社会的人权实践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