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中国特色“ 分层式” 行政问责模式：创新、不足与完善

监察问责具有行政外部问责之功能,与行政内部问责具有共同的责任基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分层式"行政问责模式.然而,该模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制度虚化、协同性不足、适用混乱等问题.对此,应当确立行政问责的法治化路径,加快制定《行政问责法》,区分监察外部问责与行政内部问责,明确行政问责与政务处分、党内问责的界限,就问责对象、问责主体、问责事由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做出具体规定,构建独立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形成机理与实现途径

政府绩效评估是对政府官员政绩优劣与高低进行考量的问责机制.政府绩效评估内含着问责意蕴,主要体现在其追求顾客至上、结果为本和责任行政等理念上.政府绩效评估通过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以形成问责导向,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整合问责资源,通过贯通政府执行过程以统合问责内容,通过巩固政绩合法性以提升问责效益.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和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是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机理与强化政府绩效评估的问责功能的主要途径.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国外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经验及启示

"社会安全事件"是指涉及公共生活安全、社会秩序、政权稳定等社会安全领域,因人为因素而短时间内对众多社会成员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的重大突发性事件。该类事件的特点、范畴和发生频率决定了其是当前我国行政问责的主要内容。当代行政问责制度起源于西方国家,其在西方民主政治体系中经过长期的实践运行与理论总结,在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法律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制度作为西方国家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实施过程、法律规范、有效监督和权力制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是能为促进我国社会安全事件行政问责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的。     

司法问责基本范畴的理论界定

司法问责是维护司法权威,修复因冤假错案而被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构建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建立健全司法问责制度,有必要构架起司法问责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备的司法问责理论体系是由问责目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措施、问责救济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正确诠释有助于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设计。     

公民问责：机制缺失及其治理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论高校校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领导体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校长权力失衡容易使校长权力滥用,导致教育腐败,这种背离了校长负责制初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校长权力的监督不力造成的。要完善对校长权利的监督,应对校长实行问责制,完善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制度,使二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问责制有法可依;改变过去的校长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领导任命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校务委员会;加强异体问责,使问责主体多元化等等。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应采取的措施

行政问责制可望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后,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行政问责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要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框架,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严格划分权界限,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