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写物 机趣盎然－罗隐二首咏物诗解读

罗隐(833—909)，字昭谏，是唐末五代著名的文学家。本名横，因常讥刺世事，得罪权贵，举进士累不第，遂改名为隐。晚年归投镇海节度使钱，累官钱塘县令，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奏授著作郎。唐亡后，钱称臣后梁，罗隐受给事中。其诗文“凡以讥刺为主”(《唐才子传》)，曾被誉为“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的诗人。鲁迅论唐末小品文，列罗隐为第一。其诗则多为近体律绝，慨世深沉，精工警辟。诗作中颇多咏物之诗，托物寄慨，发人深思。今择二首，试加解读。其一，《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     

浅谈罗隐诗歌的讽剌艺术

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九》中指出:“罗隐以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这就点明了罗隐诗歌的艺术特点之一——嘲讪,即运用曲笔,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揭露、鞭笞。由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认为嘲讪有失于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教,故对罗隐诗歌的讽刺艺术研究甚少。笔者不揣浅陋,就罗隐诗歌中的讽刺手法,谈三点自己的看法: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     

两宋官制源流变迁

“宋承唐制.”此唐制,实为唐后期之制.“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赵宋立国之初,其官职因袭唐末、五代之制,即不脱唐末以来“紊乱”官制的巢臼.此所谓“紊乱”,主要是指《唐六典》那一套整齐的三省、六部、龙寺、五监行政管理制度,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逐步为临时差遣所动摇,以致“尚循唐制”之“本朝”官制,“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北宋前期的官制.至神宗元丰间,对北宋前期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使宋代官制进入了与前期明显不同的元丰官制阶段.哲宗元祐间,对元丰官制,     

“臣”字新论

《说文三下·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老释“臣”为竖目以来,后学莫衷一事,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臣”字不但字形的由来     

“臣”字说解质疑

通过分析“临”、“望”、“紧”、“贤”等从“臣”汉字的形体结构,认为今天的“臣”宇字形有两个源头：其一,“臣”像人被束缚之形是造字之本义,其义乃由“缚”而“牵”,由“牵”而称被牵者为“臣”,很自然地引申出了“奴虏、臣仆”等义,是为正解;其二,“臣”像竖目之形,则是一种误解和讹传。     

朱溶及其《忠义录》试析

清人朱溶及其所著《忠义录》一书,八卷。本文拟以较有特色之卷七《表忠录》为重点,兼及其他各卷,对其书、其人试作初步探讨。一、《忠义录》一书的版本、目录谢国桢说《忠义录》“记明季死节之士”,记“江南各地忠义之士,尤为详允”。朱溶其书“凡例”曰“是书悉记明末殉难诸公,一、二卷寇乱殉难者”,“三卷至八卷清兵殉难”;或其人“虽非殉难,而鞠躬尽瘁死于军中者,不可谓非忠义也,并采而著之。”这部书,见到三种清抄本: 1.南京图书馆藏“八千卷楼本”三册,以下简称“南本”;还有“天尺楼本”,仅抄“南本”两卷,并毛奇令序,以下简称毛序。2.浙江图书馆藏抄本,六册,简称“浙本”。     

周代“大师”职官解

“大师”作为周官的一种，历来对它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进而与它相关的师氏、虎臣、司马等官职也存在认识上的混淆。本文首先通过将“大师”解构为三种不同的官职来全面分析称为“大师”一职的具体情况，再就各种“大师”本身的发展演变试图揭示一些它与其他相关官职的关系，以便从一定程度上排除旧有的观念混淆。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遥远的梦想：罗隐对儒家传统思想的认同

罗隐思想的主要成分是儒家思想。他忠于唐王朝，提出明君论，注重朋友之间的同道相应。他的这种思想犹如遥远的梦想，但罗隐执著于其思想的实现，虽败犹荣，有着凤凰涅槃般的崇高感。     

罗隐《湘南应用集》及其应用文写作

罗隐的诗歌一直以来备受后世文人学者重视,但对其应用文的研究却被忽略.罗隐的文集<湘南应用集>以应用文命名,第一次以应用文结集个人专著,这是我国应用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罗隐一生在求仕与为官过程中写作了大是应用文,为我们研究晚唐历史和古代应用文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唐代诗人事迹新证

新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而进行拓展研究。诸如崔颢的郡望与仕历、韩愈的交游、苗发的行第等,都可以利用出土文献进行重要的补充。对于以正史为主的诗人传记资料的讹误,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订正,从而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唐诗研究的空间。     

崔致远非“宾贡科进士”辨

崔致远是晚唐时来自友邦新罗的一位诗人,在中国唐朝生活、仕宦长达十六年之久.他以宾贡(异域贡士)身份荣登唐朝科第,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刀笔为吏四年.首先阐释了宾贡的涵义,然后用翔实的论据证实崔致远不是"宾贡科进士".籍此对历来说法不一的崔致远的进士及第方式作一考证式的探究.     

唐末文人顾云事迹探赜

唐末文人顾云两唐书无传,连《唐才子传》也无视之。检视相关材料,见其游宦权门时准备充分,在形象、语言方面表现突出,明显优于同行之罗隐,取得了仕宦先机。他求仕心切,求拔解文心思缜密,干谒文不辞卑微,终以寒素身份四举中第,显示出老道的人生经验。他与杜荀鹤最为相得,杜及第时为时俗非议,自编诗集以求自明;顾云慷慨为其作序,夸大其词,为杜声名计不惜背书。对顾云事迹的探赜,有助于分析更多唐末普通文人个案,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唐末文人和文学生态。     

论说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唐代的许多诗人在进入官场之前,由于受有传统的仁以献身、义以勇为的立身为人的准则的教育,所以在朝廷为官时多好谏言时政,并以此为臣下得以致君尧舜、辅国利民的应有行为。特别是那些满腹文章又好辨是非忠奸之士,被皇帝和宰相擢为侍御史、拾遗、补阙之职,专给朝廷进谏言、提意见,对象包括批评皇帝和弹劾朝中任何高官的不当行为。然而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很少有人真心愿意听诤谏之言,因而多是诤谏者自讨苦吃。在唐代诗人中骆宾王、陈子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都是因敢于直谏而被贬斥的诗人。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唐判发微--略论几则涉林判词的史料价值

判是盛行唐代官场,用四六骈文书写的司法文书,也是应试考生科举及第之后、授官之前“覆其吏事”的重要科目。判有官场堂判、应试之判的区分,而“文理优长”、短小精干,乃所有判词必具的特征。不少官场堂判、应试之判都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笔者在概述唐判的一般情况之后,侧重考察五则涉及林业的应试唐判,以期弥补史乘记述之不足,深化当代人对唐代林业的认识。     

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兼补《登科记考》

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但有关研究还很不够,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宾王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宾王也同科对策及第。骆宾王试策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与制举试策体制不符及不合'时宜'、不'得体'处,其策问及对策与骆宾王的其他作品有很高的一致性。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大抵可推知骆宾王可能既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未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故亦无及第之实。他未参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未获举荐,未获举荐的原因则与其以前在道王府的任职'背景'有关,其试策文可能是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