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商会问题研究述评

商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保定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保定商会的研究逐渐兴起。有关论著既有对不同时期的保定商会进行阶段性的研究,也有对保定商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     

档案开发成为出版新资源

周英峰在２０００年２月 １６日《中华读书报》撰文认为,近几年,书业界与档案界的联系,已经突破了仅是出版史志书籍和出版学者利用档案得出的学术成果的界限,档案作为一种出版资源的利用价值开始显现。例如,契合了世纪末人们的怀旧情绪的“老”字号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利用了档案馆中的史料,而且读者和市场也认可了这种资源开发的形式。虽然,这类书籍的编者的初衷只是把档案史料作为一个利用的介质,但就是在这种无意识之中,却开发了一个丰富的出版资源,并且使之与大众流行文化市场联系起来。档案作为出版资源的可行性,显然…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商会自治的基石:商会自治规范研究

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商会自治规范是制定法的基础和必要的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制定法;商会自治规范主要包括商会组织规范、行为规范、惩罚规范以及争端解决规范等;其效力仅及于其内部成员;商会自治规范和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但也存在整合的基础.     

民国商人、商会与政权力量——基于汕头商会档案中一个商人与商会诉讼案例的讨论

以1934-1935年间汕头市的一件商人与汕头市商会的诉讼案件为例,结合当时的地方社会经济状况,主要运用汕头市档案馆所藏民国汕头商会档案及地方报刊资料,从微观的层面上探析商会、商人与政权力量的互动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商会政治影响力的削弱与商会、商人关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汕头保证纸币制度下,汕头市商会已不能保持超越具体经济事务的公益组织的角色,有时是市场行为的甲方或乙方,有时是市场交易的担保方,必须在金融市场业务中承担具体的经济责任,这使商人对商会能否代表公众利益产生质疑,使商会在处理公共事务时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商会的激励机制

商会理论的演进包括商会的非盈利社团理论、商会的制度动力学理论、商会的交易成本理论三个阶段,但它们对商会激励机制的研究都存在不足.基于商会同时提供两类产品,即公共产品和俱乐部产品的特性,通过"关联博弈"概念可以建立商会激励机制的理论模型,并可证明商会激励约束机制不仅具有存在性,而且具有均衡性.这为我国商会制度的改革思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潮汕文化对异地潮汕商会组织的影响探究——以深圳市潮汕商会为例

商会的成立和运营依托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但近十年地域性商会研究文献的总结表明,学界鲜少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潮汕文化特质鲜明,潮商异地商会独具文化特色。通过在深圳市实地调查,利用访谈资料、会议记录以及相关二手数据等构建多重数据的质性资料进行探究,发现深圳市潮汕商会通过一定的路径把潮汕文化渗入到商会的组织中,从而影响商会运营的开拓和发展。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常州商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常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商会不断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欠缺,法人机构不健全,政府与商会职能不清,商会的代表性、自律性、服务性和协调性都存在不足,商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常州商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常州商会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健全法人机构,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推进商会秘书长职业化,对异地商会与行业商会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等。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唐宋以来移民与江右商帮兴衰的重要关系

江右商帮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与移民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移民促进了江右商帮的形成,并使之走向全国,发展壮大。同时,随着江西的商人流向全国,江右商帮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但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逐渐走向封闭,移民运动也随之衰落,近乎停止。于是经历了500余年的江右商帮,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     

我国商会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及措施

近年来,在国外我国产品被控反倾销的次数不断增多,而相比之下,胜诉案件的比例却没有同等增长,这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秩序和出口贸易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商会应利用其自身优势,确定应对对华反倾销诉讼的策略,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积极参与对华反倾销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而改变预防和应对对华反倾销的各种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