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商会问题研究述评

商会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保定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学界对保定商会的研究逐渐兴起。有关论著既有对不同时期的保定商会进行阶段性的研究,也有对保定商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     

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研究范式的构建

开展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对深刻认识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借鉴历史人类学相关的研究视野、考察方法和关怀旨趣,构建民族地区商会史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也能弥补以往商会史研究的诸多空白和局限。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地传统工商业城市商会——以景德镇商会为中心的考察

景德镇商会在成立、人员构成、运作中与传统社会关系紧密,商会与传统社会联系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商会在发展地方工商业、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商会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景德镇商会体现了传统工商业城市中商会的特征及其命运。     

常州商会的现状和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常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商会不断增加。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法律法规欠缺,法人机构不健全,政府与商会职能不清,商会的代表性、自律性、服务性和协调性都存在不足,商会的内部运作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文章在分析常州商会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常州商会的发展应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的完善,健全法人机构,加强商会自身建设,完善内部运作机制,推进商会秘书长职业化,对异地商会与行业商会应进行差异化管理等。     

商会存在的法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干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法人制度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团体日益受到重视,商会成了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商会立法迫在眉睫。为了推进商会立法,文中主要从商会与市场经济、商会与政治国家、商会与市民社会、商会与法治制度四个方面对商会的存在进行法理分析。     

企业集群中商会的法律地位研究——以苏州市企业集群为例

以苏州为代表的区域企业集群已经占据了国内外部分产业的市场优势,而对于商会等中介机构在企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集群中商会的法律地位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对苏州市企业集群商会现状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商会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的地位。制定地方性法规,提升商会地位,政府放松管制,商会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发挥商会服务功能。     

商会自治的基石:商会自治规范研究

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商会自治规范是制定法的基础和必要的补充,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制定法;商会自治规范主要包括商会组织规范、行为规范、惩罚规范以及争端解决规范等;其效力仅及于其内部成员;商会自治规范和制定法之间存在冲突,但也存在整合的基础.     

公共治理视角下行业协会商会研究 ——现状、反思与展望

行业协会商会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运用文献分析法,从行业协会商会性质、作用、内部治理以及政府监管等方面勾勒出行业协会商会的研究现状.发现,行业协会商会基础性研究成绩显著,本土理论有待凝练;标志性研究成果频出,学科视角有待拓宽;应然和宏观性研究多,实然和微观性研究少.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研究需重点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结构、能力建设、人才建设、外部监管、参与全球治理等议题.     

我国古代科技档案之沿革、特征及研究价值

本文立足于古代科技档案的历史沿革，通过与现代科技档案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古代科技档案的若干特征。进而分析古代科技档案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和古代科技政策及地位的研究价值     

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

近代以来，传统的工商性会馆继续存在，并随着社会变过日益损失自己的功能。在建立行业规范、对外开展商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商业性会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商会与工商性会馆有一些共同的职能，会馆可成为商会的团体会员；会馆组织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组织，而商会却先天孱弱，因而在许多地方不如会馆那样具有凝聚力。     

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

重商主义在晚清时期得到较大发展,并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表现为尊商意识的确立、清政府工商政策的变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显著提高等。天津商人的构成决定天津商人合群意识弱、市民意识浓、近代意识不足等特点的形成。针对这些,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集中在联络商情、剔除内弊、开启商智等方面。     

从会馆到商会：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的嬗变

商业团体是商人由个体分散到抱团发展转变的重要组织载体。近代广西民间商业团体经历了从地缘性会馆到行业性商会的深刻嬗变。与传统会馆相比较,近代商会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规范性。清末以来广泛建立的商会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广西城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     

清末商会商事纠纷调处的规范化

调处商事纠纷是中国近代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与以往的民间调解不同,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职责明确,有固定的常设机构,并制订了专门的理案规则,理案程序规范。清末商会调处商事纠纷的规范化发展,使商会理案成为优质的民间司法资源,并在民国时期改组为商事公断处,纳入了国家司法改革的法制化轨道。     

组织为谁代言：社会治理中商会多重身份的演变

作为一种存在于政府与企业间的组织形态,商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其身份归属,学界观点存在分歧。“代理人”论认为商会是一种代理政府管理企业的新型组织形式;“俱乐部组织”论表示商会是入会会员利益整合和表达的组织机制。此外,还有模糊二者差异的“中介组织”论。“强国家-弱社会”的既有制度安排造就了中国商会的生发机制很大程度受制于政府权力。在现实语境中,商会身份多重性是政府权力和企业活动渗透的结果,这将深刻影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发挥。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跨地区民间商会协作的思考——以粤港澳三地为例

粤港澳三地商会之间的合作是整个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协调三地利益,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相关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制约了粤港澳三地民间商会这一重要＂民间路线＂功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目前粤港澳区域之间商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和民营企业人士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粤港澳商会合作论坛＂、确立论坛成果追踪机制、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合作洽谈制度等推动粤港澳三地商会组织协作的思路。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清末商会与城市粮食管理--以天津商会为个案研究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时期总揽天津商务的总枢纽,主动配合官方机构,对天津粮食行业实施多层面的监督管理,保证了京津地区粮食供应的安全。     

“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商会存废纷争

在革命浪潮激荡的1920年代,许多政党与阶级竞相标榜自身的革命性,而将政治对手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以此打压竞争对手并争夺政治资源与社会地位。由于受到流行一时的革命政治文化影响,即使是在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甚至也出现了类似你死我活的激烈纷争。例如,新成立的商民协会与清末即已诞生的商会,虽然都是商人团体,过去通常称之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团体,但两者之间同样也围绕着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话语,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相互争斗,使商界内部一度陷于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是颇有影响力的商会被扣上了"反革命"的黑帽,直接涉及商会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命运,因而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