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价值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伦理原则,在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主要是由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等级制度决定的。该制度从自然伦理层面看,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从社会伦理层面看,体现了经权相济的思想。亲亲相隐制度对我国建立现代的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审美乌托邦:儒家制度美学思想及其内在困结

儒家制度美学是一种以审美制度建构为关注核心、以审美功利主义为基调的美学视野。孔子依据仁学重构了具有审美乌托邦性质的礼乐文明,其中文艺审美具有根源性质。孟子进而从内在人性层面与外在国家政治层面,为儒家的审美乌托邦提供论证。荀子则以礼法一体的思路,使儒家制度美学具备了从知识话语向意识形态转化的可能。儒家审美乌托邦的实质是对周代礼乐文明的文化改制,儒家制度美学的实质即关于这一文化改制的思想布局与话语表达,是为实现儒家向往的好政治而对审美生活所做的规划。儒家制度美学有力地建构了古代中国审美文化图景,然而儒家思想的内在症结决定了审美乌托邦只能是一个关于政治、文化与审美的理想模型。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

[提要]儒家经学阐释和早期佛经翻译是中国古代两种重要阐释形态。儒家经学中“无达诂”的出现标志着阐释开始走向自觉,从“解经一字,洋洋千言”到“六经注我”的演变过程,完成了儒家阐释学的建构。文学阐释受经学阐释影响巨大,从“言志”到“原道”,从“原道”到“明道”再到“载道”的阐释准则沿革,是经学阐释主题变换的缩影;浮屠译经从“道其大概”到“文质彬彬”的演进,实现了道教民间信仰、儒家基本文艺观、文本形式再造参与下的多重阐释重构,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佛教内质的偷换。儒家经学与佛经翻译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待传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两种“阐释—接受”模式,亦构成了中国传统阐释学中水乳交融的时间智慧和空间智慧。充分把握中国固有的阐释传统,对于我们看待理论的中国面孔、现实指向、本土自信,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语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阐释策略

透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中国阐释”的不同侧面,以此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中国的传播特点及批评者不同的阐释策略及主要倾向。认为在莎学研究中,中国批评者已经从最初的介绍,政治层面的解读发展为从人性、爱情与中国戏曲主题和艺术特点进行比较的多元化解读。     

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边疆治理制度,是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法治在边疆地区的重要体现。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较此前历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彼此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出此三朝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受到统治者的来源及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在元明清三朝之中,清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最为成熟和完善,不仅取得良好的施治效果,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走向理想之路 ——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自近代始,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成了“游魂”。由此,现代新儒家从终极关怀的层面贞定儒学的宗教意义,阐释了其“内在超越”的特征,指明理想性的层面是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儒家劝学的当代社会价值

儒家文化中的劝学是指中国古代儒家以一定的形式,来鼓励个体或群体践仁、修礼、尚德、学习,它包括劝学形式和劝学内容两个方面。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上,儒家劝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和传统,在发展上它体现为五个段落,即:以“克己复礼”履忠践仁;准拟“大人”涵养素质;学习不已陶冶情性;独尊儒术依经取士;科举制度尽收英才。在此五段落的进行中,儒家劝学表现出特定规律和当代社会价值。其规律为:劝学方式具有继承性;所劝之学的内容具有扩展性。其当代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极好的道德人格仪范;二是提高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三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     

《说文解字》門部的文化学阐释

汉字的形体构成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据。这种理据是意识、制度、民族心理、社会习俗以及思维方式等文化取向的阐释,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历史时代性。《说文解字》中的门部字不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门”这一建筑结构的具体形制,而且还体现了中国古代具有内敛特性的文化观念在建筑形式永久性上的深刻反映。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管窥

《春秋繁露·止雨》“二十一年”的记载，从版本、朔日等方面来看，存在着讹误，后人也有所误解。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它在探讨董仲舒作天人三策年代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既能与《史记》、《汉书》构成证据链，为元光元年说提供了有力支撑，又否定或限制了其他说法。同时，它又是汉代儒家著述中稀有的王国纪年资料，是诸侯王地位的标志，也是反映习惯做法、思想意识滞后于政治制度变化现象的标本。     

论武则天的知识基础与其称帝之关系

武则天早年修习儒家经典,对儒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武则天在掌握国家政权和称帝过程中,得到了天下英才的支持与人民的拥护,并使大唐走向盛世,从而表现出她仁爱的一面;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前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因而熟悉法家争斗的权术,对法家思想的把握与运用,使得武则天得以残酷打击政敌而实现其称帝的宏伟理想,得以巩固其统治基础,从而又表现出她残忍的一面。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掌权称帝,与其精通儒家、法家治国之道密不可分。     

《三刻拍案惊奇》韵文的用韵

文章穷尽性考察了《三拍》中近体诗用韵的情况,并参考了古体诗、词及假借材料,立足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比证《中原音韵》及《五方元音》,认为其用韵材料反映实际语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明末通语语音,其二是作者所操方言的语音,试图展示《三拍》作为一部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对北方官话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及其对《三拍》方言层次探讨的借鉴意义。     

宋代晁氏文人作品混淆辨正

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对宋代晁氏文人及其作品的记载存在不少混淆和失误。晁载之不是晁遘后人,他与晁冲之同属晁迥直系子孙,晁遘一支在宋代不称“西眷”;晁说之、晁咏之兄弟常被彼此混淆;“进道四弟”为晁损之,并非行第相同的晁说之;晁氏家族分支系排行,而非举族统一排行;在晁氏文人之间有十余篇作品混淆了作者。     

从雍陶佚诗看《十抄诗》的文献价值

韩国高丽时期编辑的《十抄诗》收录了不少中唐至五代的佚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参考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晚唐成都籍诗人雍陶的佚诗入手,对《十抄诗》的文献价值加以探讨。     

马超“督临沮”和“北督临沮”地理位置考辨

马超是蜀汉前期的重要将领,《三国志》记载他曾"督临沮",其都督地位于荆州南郡的临沮县,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北督临沮"位置则应是在雍州武都郡的沮县,蜀汉政权之所以改变马超的督区,首先是为了扼守北通汉中的军事要道——阳平关,其次是能够保障供给,从而实现攻略曹魏陇右地区的战略计划,最后还可以缓解蜀汉内部矛盾,平衡政权中复杂的政治局面。     

金代交钞制度新议

自海陵王贞元二年金朝建立交钞制度起,交钞以其繁复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金代的社会经济,甚至影响到了金代国运兴衰。交钞的问世主要不是缘于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是缺少铜矿等客观因素制约的结果。在金朝行用交钞的八十年间,政府一方面以国家力量强制推行交钞,另一方面为应对纸币危机而屡变钞法。金代交钞制度的演进是典型的强制性变迁,国家是导致这种变迁的主要力量。政府无视货币规律,最终导致了金代交钞制度的崩溃。     

仁义道德的折射 社会交往的追求——论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商人的诚信观念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商业活动和各类众多的商人形象,小说中阐述了商人对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认识,诠释了诚信观念是仁义道德的折射和社会交往的追求,可以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商业活动本身的需求、社会交往以及作家自身的创作理念等方面观照小说中商人诚信观念及其产生的渊源,以及商人对诚信观念的守成.     

试论潮乐的文化特色

艺术是它所属的文化的反映和代表。潮乐就其本质而言,也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深深根植于潮民、潮地的文化之中,从悠久灿烂、朴实深厚的民系文化中吸取营养,是潮汕地区特定文化的产物,它蕴含着潮汕历史、文化渊源及广大潮人所独具的文化心态,成为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     

创新结硕果,古韵翻新声——我观新编历史潮剧《东吴郡主》

新编历史潮剧《东吴郡主》对古老潮剧的创新与探索,既保留发扬古老潮剧的神韵,又革新传统、融入现代,做了大胆的探索和可贵的创新,对担纲该剧主角的青年演员的艺术创作予以赞赏和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一些商榷的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