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简介

正宁波大学商学院吕建锁教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该书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最终研究成果。全书22.5万字,分五章。浙商与晋商素有金融界执牛耳者东方犹太人之美誉。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本土金融制度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宁波钱庄与中国本土商业银行的产生

宁波钱庄实行过帐制度以后已经是＂伦巴第银行＂了。过帐制度的实施时间在1810年前后。过帐制度产生了信用货币,社会的货币流通量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传统金融业注入了近代金融的基本元素。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与现代职工持股制度的比较

晋商票号的人身股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资本构成制度,职工持股制度是一种对所有职工进行股份化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能起到激励员工,降低管理成本,增加企业资本的作用。但二者产生的经济基础、参与的范围、取得的条件、是否有等级、能否吸引和稳定人才、对人力资本激励的程度等方面又存在不同。晋商票号的人身股,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今天乃至将来的企业家值得珍视的遗产。     

东方独特的理财文化－山西票号的组织制度探讨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中,开创了联号制、人身项股等制度,是东方所特有的;同时,在资本的组织、用人制度及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但由于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注定了其灭亡的历史命运.     

论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业

宁绍帮商人经营的钱庄兴起于清代康熙、乾隆时期,19世纪中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长江中下游的影响尤其巨大。同时,宁波本地钱庄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账制度,对近代宁波帮向外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浙商钱庄演化为强大金融枢纽的原因——基于非生物环境视角的分析

浙商钱庄是在明代末期诞生,繁荣兴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金融信用企业。以生物学的视角观察,浙商钱庄俨然是一个神奇的企业物种,全部浙商钱庄聚集成特殊的企业种群。除生物环境外,非生物环境也是生物进化的必备条件。清代初期,浙商创造性地克服了政局不稳、币制不一、同业竞争的困难,诚信经营本土钱庄并使之发展成群。     

晚近宁波的航运与金融

金融业与航运业是近代宁波的二大支柱性产业。宁波钱庄为航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金融营养,同时,航运与贸易的繁荣反哺了钱庄。研究宁波帮的历史只有从航运与金融出发,才能窥其真谛。过账制度与航运贸易也有密切关系。     

传统法律文化与山西票号的兴衰

票号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产生于清朝 ,是晋商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一种带有金融性质的机构。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 ,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     

晋商的社会价值与责任——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考查范围

作为区域性的旧式商帮，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创办并垄断了新式金融机构；其次，在特殊时期是国家额外财赋的主要承担者；再次，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近代化建设。鉴于以上历史性贡献，在梳理中国近代史时，不能不提到晋商，同时亦彰显了其社会价值与责任。     

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制度配置

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制度配置是一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一方面,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决定并影响其制度配置;另一方面,晋商一系列制度配置充分体现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文章提出了晋商制度系统开放性的内涵,并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晋商制度系统的开放性与其制度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     

山西票号的衰亡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对比与结论

１９９７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发生危机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也引发了全世界长达两三年的金融动荡。这场危机无疑同亚洲文化或东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上一世纪兴盛辉煌的“山西票号”而在本世纪上半叶轻易地就沦入衰亡这一金融经济现象，无疑同“山西票号”产生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亚洲发达国家发生金融灾难和当年“山西票号”衰亡的文化、制度层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通过对二者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经济现代化、经济国际化过程中，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均衡的至关重要性。这一研究对现实的启示在于，中国经济仍然隐含着发生危机的各种因素，目前需要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创新，营造有效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来代替政府权力的过多干预，方能化解危机积聚，达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晋商与徽商企业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由于地域文化及其宗族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企业运营机制。在实践中,他们各自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率的具有历史适应性的企业制度,但是,二者均没有形成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在利益冲动,使企业以一种自增强机制蜕变为现代企业制度,最终走向了衰落。通过对其不同企业制度形成的机理及其兴衰的分析,总结出晋商与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制度建设有启迪作用。     

晋商与晋中民众的饮食生活

清代以降,随着晋商的兴盛,晋商对饮食及饮食交际日益讲究,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主食和菜品,并把烹饪技艺推陈出新,提升了当地的饮食水平,对晋中民众的饮食生活产生了很大的示范性,其影响久远,传承至今。     

论中国故事再造的一种艺术模式——从晋剧《日昇昌票号》的艺术与人文价值说起

晋剧《日昇昌票号》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将沿茶路巡回演出。通过讲述清道光年间平遥西裕成颜料铺大掌柜雷履泰在镖银被劫后,首创金融票号日昇昌的故事,反映了晋商勇于创新、以义制利、在商言利而不唯利的儒商精神。作为新编历史剧,它不仅艺术上有创新,而且人文价值更突出。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讲好晋商故事等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又一方式。     

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市场：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

不能以贷款有无投向近代新式企业作为是否为商业银行的评判标准。按照现代金融学理论,19世纪50年代在实施了过账制度以后的宁波钱庄就是本土商业银行。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属于纯粹的虚拟经济范畴,与现代金融投资交易相当接近,如：有固定的交易对象、交易场所;现金结算,具备复杂的交易层次与网络,信用交易特性明显;有做空机制,交易规模显著扩大;具备平仓制度、经纪人制度、佣金制度和最后交易日制度。近代宁波钱庄的空盘市场属于一种货币远期,但尚未发展到期货阶段。基于19世纪中期传统金融向近代金融转型的时空背景,可以认定,近代宁波金融市场的空盘交易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融创新,它是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工具。     

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综述

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对票号成败的描述;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对票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晋商及其资本的探讨;第四阶段为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晋商与边疆关系的研究在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最后一个阶段为21世纪初,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扩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企业清算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为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发展 ,应着重构建内容和谐、重点突出的清算法律制度 ,通过清算制度着重规范清算的类别、清算组织的设立与运作、清算活动中对外通知和公告及其效力等问题。为使企业清算有法可依 ,建议颁布一部《企业清算法》。     

徽商与浙商的差异及其现代价值——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

徽商和浙商作为中国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商帮,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对商人价值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主要经营的商业范围的不同,使得他们在“核心价值观”“对商的认知”“财富观”等方面存在差异。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徽商和浙商差异的形成做出解释,并对徽商和浙商的当代价值进行阐述,为理解徽商与浙商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     

商业经营与地方文化特色——从浙商进入观前商圈开始的分析

苏州观前街是国内著名的一条商业步行街,它以浓郁的苏州地方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奠定了其在苏州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浙商大批进入观前商圈,观前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地方政府应积极寻找对策,如加强宏观指导和规划、经营特色商业街、大力提升文化品位等.以保持观前商圈的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