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宋诗

主要采用以宋证宋的方法,运用宋代诗学中的有关资料,比较仔细深入地讨论了宋代诗坛上对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歌的批评与接受,勾画出了其发展线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论者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与他们的异同,从而显现了白诗对宋代诗人的深刻影响。文章实际上是一篇有关宋代的白居易诗歌接受史的论文。     

论宋初二李白体诗歌创作

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可见,宋初白居易诗歌影响之巨,这其中尤以李昉、李至为甚。二李无论思想观念还是情趣爱好都极为推崇白居易,使其诗作追慕白居易而成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与旗手,以至于王禹偁称其诗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二李及其白体诗作的影响颇为"悖论"。一方面,二李艺术修养并不高,其白体诗作放大了白居易诗歌的不足,存在明显的模拟印迹等,这使其人其诗在宋初白体诗人群体中并不出色。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影响时代审美风尚并成为宋初白体诗首兴的直接推手,从而在宋诗演进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白居易诗歌中晚唐风行与影响论析

被誉为“广大教化主”的中唐杰出诗人白居易,诗歌推重写实通俗,平易流畅,甚至不避浅切,其诗歌在中晚唐的流播达到风行的程度.它的流播对当时诗坛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当时诗歌创作树立新的审美范式,即元和体与元白体;另一方面对我国古代诗歌派别意识的觉醒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随着晚唐政局的昏暗,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进入更深层次,以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刘驾、罗隐、杜荀鹤、黄滔等为代表的寒门文人重新审视白居易诗歌中讽谕之作,并部分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济世讽谕的精髓,使晚唐诗文创作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     

宋初白体诗内涵新释

宋初白居易诗盛行,有"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之说。学界对宋初白体诗的内涵、风格、构成、历史命运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对其内涵,我们认为它是五代宗白诗风的自然顺延,并由此追慕白居易且不断融入新朝气息而形成的一种诗风相近的诗体;其风格具有明显稳定性与统一性也有较突出阶段性与个体差异性,以动态的眼光审视宋初白体诗的发展历程更为妥当;其具体构成难以详考,可大略分为典型作家、一般作家及其阶段学白三部分;其历史命运是随着白体退出文坛中心,其影响转入更深层次的融合,并成为宋代诗歌的重要渊源之一。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向内收敛、尚理重意——白居易晚年创作风格的转变与其对唐诗题材的开拓

学界对于白居易的诗风多以“浅切”概括之,但如果仔细考察白居易的作品,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我们会发现,随着他思想的转变和中隐思想的提出,他的诗歌理论发生了转变。与之相适应,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呈现了向内收敛、以理为主的发展倾向。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黄庭坚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梅尧臣诗歌接收史上的重要一环。他是宋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把宋诗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黄庭坚诗歌崇学尚典,注重对历代前贤诗歌的博采与融通。就本朝诗人而言,他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尤为明显。无论是诗歌取材,还是写法技巧,乃至审美趋向都深受梅尧臣的影响。可以说,黄诗承袭着许多梅诗的因子,诸多方面都是沿着梅诗的特性顺延发展的。     

邵雍和白居易——兼论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对白居易的接受

邵雍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诗人。他洛阳的日常闲居生活与白居易晚年的闲适如出一辙,具体表现为对“闲”的自得和对“乐”的倡扬,共同拥有在“中”的状态中求得知足的心态。与洛阳的这种闲乐状态相对应,邵雍诗中不仅反复表达“乐”的主题,而且还积极摹仿白诗平易流畅的美学风格、别具一格的诗歌手法、通俗化倾向等方面,与白居易的闲适诗尤其是归洛后的诗歌极为肖似。由于邵雍在北宋中后期洛阳诗人群中身份的特殊性,他这些接受白居易的表现也具有了某些特别的意味。     

白居易在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义

在中唐文化转型过程中,白居易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术意义上讲,他将儒家诗歌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体现在他思想特征、处世态度、平民人格和生活世俗化倾向、诗学观念等方面。白居易思想上的三教融合、处世态度的"吏隐"、生活上世俗化的倾向、诗学观念上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等,使白居易成为中唐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白居易的两种诗论和两种诗作——读《与元九书》随感

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前人已有不少评论。建国以后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特别是对他的讽谕诗评价更高。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对于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多年来也是大都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有个别论者对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近来重读《与元九书》,觉得白居易的诗论与诗作有些问题还应从二者的结合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对宋词的影响

白居易诗歌中,最为宋词所接受的,是以《长恨歌》、《琵琶引》等为代表的感伤诗,其次则是那些描写闲适优裕生活的篇章.可以说,“感伤情调”、“闲适生活”是白居易诗歌给予宋词最宝贵的财富.宋代诗词借《长恨歌》或感慨小我的命运无常,或流露浓郁的麦秀之悲,或以“梧桐夜雨”状写离别之凄清,或以“梨花带雨”写花、写人、写雨,或以“分钗”叙本事、咏七夕,等等.     

江户中后期诗坛性灵论主导下的白居易诗歌接受

日本江户诗坛受中国明代诗学影响深远,诗坛风尚之演变亦大体相同。为抗衡荻生徂徕古文辞派,江户中后期诗风转向清新性灵,力推中晚唐诗与宋诗,白居易作为理想型诗人之一备受青睐。释六如接受白诗于温和平易诗风中而自能用熟字以出新的特色,市河宽斋倡导白居易写自我真性情的诗歌风格,尾藤二洲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则体现在“以淡为奇”论,整个江户诗坛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集中体现在这一阶段。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试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田锡的诗学观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 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田锡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 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主张:在诗歌内容与功能上, 他主张反映现实, 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 在诗歌审美上, 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 在诗歌风格上, 强调绚丽多姿与不拘一格并举; 在创作手法上, 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 在诗歌语言上, 平易流畅与含蓄精健齐芳; 在诗歌体裁上, 古体与近体不分轩轾, 如此等等。这些主张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 田锡诗歌创作基本实践这些诗学主张。他部分纠正了宋初白体诗内容单一追求闲适、语言追求通俗浅易、风格偏向平易流畅的倾向, 并成为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 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试论宋初古文家田锡的诗学思想及创作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其实田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如此等等,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在宋初诗坛地位也颇高,他诗歌内容丰富,既有表达闲适之情的应制酬和与诗酒赠友之作,也有关心政治民生的政治咏怀与人生感怀之作,诗歌风格与创作手法多样。他应是宋初部分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白居易诗歌英译的多元化策略描述

诗歌翻译是艺术的二度创作,其难度很大.唐诗翻译更是让人望而却步.一是唐诗的古汉语比较难懂,二是诗歌的隐喻特点,三是诗歌英语难以驾驭.为了当代英语读者欣赏唐代杰出人民诗人白居易的亲民思想和朴素的诗歌风格,同时也为了彰显当代英语学人的历史责任,经过英译白居易诗文100首之后,总结、归纳和讨论白居易诗歌翻译策略、经验和困惑就显得有意义和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