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唐代邢台籍诗人述略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在邢台一带诗歌创作也呈现出繁盛局面,收录到<全唐诗>中的邢台籍诗人就有近四十位,他们以自己出众的诗才,为唐诗的发展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冯梦龙生平史实新证

晚明通俗文学巨擘冯梦龙籍贯问题,迄无定论。有充分资料证明,冯氏自称"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此"吴县籍"乃指其庠籍,其里籍则为长洲。冯梦龙早岁因何成名,并非如人所说,因类似于其小说人物鲜于同,在科举场中有着惊人的表现,而是因为他早岁研究《春秋》有过人的造诣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冯梦龙的进学年龄,也并非不可考证,据其研究《春秋》的时间上限推断,应当在万历二十年(1592),其十八岁以前。     

晚清的西餐食谱及其文化意涵

在晚清的三本西餐食谱中,<西法食谱>出版最早,但纯为译作.流传不广;美国传教士高第丕的夫人(即"高夫人")编著加工的<造洋饭书>1866年由上海美华书馆首版印行,此后多次再版;<华英食谱>则由<随园食单>和<西法食谱>拼凑而成,虽中西合壁,但错漏甚多. <西法食谱>与<造洋饭书>代表了晚清西化的两种途径--"全盘西化"与"中西调适":前者面对的是西方厨师,执行的是标准的西餐做法,而后者的对象不同,要求有别,对西餐进行了有意识的本土化处理,两种不同的西化途径造成了二书不同的流传命运.晚清的西餐食谱也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华英食谱>最明显的是文体问的差异,<西法食谱>和<造洋饭书>虽同样采用官话,但后者的文本语言更为顺畅,且在译音词和计量单位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总之,从<西法食谱>的食洋不化,到<造洋饭书>的本土倾向,折射出了西方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复杂过程.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与《田租籍》

根据走马楼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命籍》或许应定名为《田命令籍》。之所以被称为《田命籍》,很可能是《户律》的抄本漏抄了"令"字。《田命籍》是登记对某些特殊人群豁免田租的籍簿。综合文献记载,汉初被免征田租的,有卿以上高爵、中高级官吏、"乐人""邮人"和优秀工匠等。《田租籍》的主要功能,是记录纳税民户耕种了多少舆田(垦田)和必须按舆田(垦田)缴纳多少田租,也具有分户统计耕种田亩总数和缴纳田租总数的作用。它的券书格式,就是北大秦简《算书》记载的舆田亩数、税田亩数、产量租率和应交多少田租的文书格式。之所以会出现误券和更改券书的现象,是因为算术知识的普遍缺失和县、乡有简、详两个券书版本。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

唐前期三省长官逐渐被排除宰相之列或被皇帝疏远,三省机构逐渐失去重心地位.唐后期和北宋前期三省职能逐渐被新的机构取代,三省制度名存实亡.宋神宗元丰改制虽名义上按照<唐六典>恢复三省制度,但实际上三省已失去军事职权且"政柄归中书省".南宋时期由于战事繁多,为简化政务流程,"始合三省为一".这些变迁对元明清乃至后世的中央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枫"新考

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是一首举世公认的抒发羁旅愁怀的千古绝唱,然而,对于诗中"江枫"一词的理解,迄今仍无定谳.或云"江边枫树"(王启兴等:<唐诗三百首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或云"水边的枫树"(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或云"江桥、枫桥"(唐先田:<苏州三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前列二说将"枫"坐实为"枫树",持此说者占绝大多数,后一说认为"江枫"是"江桥、枫桥"的合称,颇有新见,然他所说的"江桥",现枫桥景区内并无,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近日,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并专程赴枫桥景区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江枫"是指"江村桥"与"枫桥".诗中的"江枫",只是"江村桥"与"枫桥"两桥的简称而已.     

剑州三古与三绝

地处四川盆地北沿的剑阁县,古名剑州.是三国蜀相诸葛亮最早在此设立"阁道"的地方.此后为历代州、府、郡、县的治所.据<剑州志>载,蜀相诸葛亮"因大剑山有险束之地,在此凿石架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立剑门,并置尉守之,始称‘剑阁"".晋张载<剑阁铭>有"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改名始州;唐贞观元年又改名剑州;剑州的名称一直沿用至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方废州改县;剑阁县因此得名.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东方的天空飘着西方的云--黑泽明电影《乱》之解读

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根据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改编成一部电影<乱>,籍此赢得了"东方的莎士比亚"的美誉.本文通过对<李尔王>和日本电影<乱>的比较,从内容到形式上探讨了两者的联系和独特性,试图揭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生命力的延续需要内容的拓展和更多角度的解读,尤其要融入本国传统文化,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悔初日记》作者考

国家图书馆藏同治间稿本<悔初日记>一册,记载时间自清同治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止,未著撰人.<历代日记丛钞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谓"清佚名撰",然其作者实可考知.<悔初日记>中载有与赵烈文的若干交往,而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今俱存,不妨将两部日记中相关部分胪列对照:     

《登科记考补正》新补(例二)

<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9页,卷二十七附考·进士科录有卢载,考云:<千唐>[1002]元和九年(814)五月三日<唐故朝散大夫绛州曲沃县令郑府君故夫人天水赵氏墓志铭并序>(参见<汇编>[071])题下署:"前乡贡进士卢载撰."亦见张补"存疑"类.     

《高唐》《神女》主旨新探——兼论宋玉赋作中的"娱君"问题

关于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前人甚多分歧,有讽谏、寄寓、主淫、言情、心理疏导等看法.由文本入手,结合宋玉文学侍从的社会身份,我们认为,其主旨当是取娱君主,也即"娱君".由此可论及宋玉赋作的主要倾向:无论是以<高唐><神女>为代表的长篇之制,还是以<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为典型的短篇对问,其赋作都普遍具有着娱悦君主、调笑取乐的创作倾向,多体现出诙谐幽默的娱乐品质与游戏特色."娱君"对于后来赋作宫廷化、游戏化的道路有甚为显著的影响.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共入临川梦中梦——试论陈寅恪先生的《牡丹亭》之杜丽娘"至情"说

1998年,多卷本<吴宓日记>发表.吴宓先生1919年3月日记,披露了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昆曲<牡丹亭>中杜丽娘之"至情"说.陈寅恪先生诗学中,强调"古典"为旧籍出处,"今典"为当时事实.<昊宓日记>之新资料,使寅恪先生<诗集>中若干与牡丹事及汤显祖相关的"古典"豁然通解.对陈寅恪先生研究中这一新课题的探讨,增进了我们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将"昆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的认识.     

"踸"字读音考辨

<西游记>第八回有言:"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个家长,又唤做倒躇门.""倒蹉门"即"倒插门","俗称男子到女方家里结婚并落户".其中"躇"普遍被释为"踩踏"义.<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在雨雪、泥水中)踩".<现代汉语规范字典>释为"踩;(在雨雪、泥水中)踏".元关汉卿<王闰香夜月四月园>第二折:"我如今躇着脚踪直到李庆安家."<汉语大词典>释为"踩;踏".上述工具书将"踸"读音皆注为cha.其实"躇"正确读法应为zha,兹有文献和汉语方言为证.     

墓志证唐诗本事一例

<全唐诗>卷三唐玄宗<平胡并序>、卷一○八裴漼<奉和御制平胡>、卷一一一韩休<奉和御制平胡>是一组君臣唱和诗,吟颂唐朝在北部边境所取得的一次军事胜利.(<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1115、1133页)岑仲勉先生在<突厥集史>中把这组唐诗的创作时间定为开元九年七月唐朝平定康待宾叛乱后不久,认为"平胡"是指平定康待宾叛乱,但并未指出相关的依据.(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7、418页)岑仲勉先生注意到了这组唐诗的内容与开元年间六胡州叛乱有关,很有启发意义.但是,这组唐诗的创作时间及其本事还值得进一步确定.     

走火入魔的"close reading"——与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商榷

张旭春先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一文指责<文学理论新读本>误读了卡勒,然而,回到卡勒<文学理论>的上下文不难发现恰恰是张先生自己在"误读".他对<新读本>的诸多批评是不顾语境而仅仅吹毛求疵地抠字眼,这是断章取义而非"阅读障碍".他断言<新读本>"指导思想模糊"、理论框架"混杂",这流露出极强的归类情结;他对<新读本>导言第三部分"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回避及对"作者之死"的斥责显示其依然囿于英美式"新批评"的理论圈子之内.     

《水浒传》为“石碣记”试论

<水浒传>的实际开端是龙虎山推倒"伏魔殿"之"石碑"的"洪太尉误走妖魔".这其实是天假洪太尉之"误"以行其道,亦"替天行道".龙虎山"石碑"后以晁盖青溪村"石碣"、三阮"石碣村"之"石碣"和后来梁山上自天而降之"石碣"、书末宋江的提及,以及最后阮小七的仍 "回还石碣村"等,前后联络照应,三复影射皴染,实为领起并贯穿全书的一大物象.特别是"石碣天文"的描写,与玄女"天言"相应,为全书叙事所祭起的一大纲领.在这个意义上,<水浒传>实可以视为一部托于"石头"意象为叙事总构的一部放大展开的"石碣天文",一部绿林江湖故事的"石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