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配套体系建设

辽宁省从2005年3月开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至2008年底全省主体改革基本完成,配套改革相继开展。在主体改革中,按照区域林地特点和改革的主要目的,因地制宜地采取了辽东、辽中和辽西三种模式,分别对不同模式进行了绩效评价。从2007年起,辽宁省主要从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合作经营体系、森林资源流转体系、林业支持体系四个方面着手,建立集体林权配套改革体系。实践中,在树木生长周期与承包期、生态公益林的比例、对生态公益林复合经营的认识、商品林采伐限额等方面存在需要厘清的问题。     

湖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面临的问题——以浏阳市为例

湖南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还处在试验阶段,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起产权归属明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权制度。湖南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和保障收益等方面,还面临如何解决改革后的规模经营问题、谁造谁有和限额采伐的问题以及林农对林权制度改革热情不高的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加以解决。     

关于辽宁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的对策探讨

辽宁集体林权制度以落实产权为内容的主体改革结束后,面对存在的经营分散、资金短缺、技术缺乏、管理不便、服务不足等问题,应该全面实施配套改革,调整和完善采伐管理等政策,建立健全评估流转、抵押贷款、森林保险、专业合作等制度,巩固扩大成果,真正建立起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长效机制。     

生态公益林政府补偿:现状、问题及对策

生态公益林旨在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因而被禁止或严格限制采伐,对于公益林经营者而言,其经济效益无法实现,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应运而生。生态效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公共利益的维护者,理应在生态公益林补偿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就现行生态公益林政府补偿而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补偿职责定位不清,政府纵向、横向补偿关系尚未真正建立,补偿对象界定不合理,补偿收益分配关系不清,补偿方式单一、补偿标准低,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效果。为此,要以解决现行生态公益林补偿中存在的问题为指向,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主线,构建起健全、有效的生态公益林政府补偿模式与机制。     

集体林权制度后续改革中的共性问题及解决措施

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只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后续改革中还存在着山林纠纷留有隐患、产权流转机制有待健全、公益林的经营管护面临挑战、采伐限额政策尚需调整、林权抵押贷款仍存在困难、林政资源管理面临更大压力等一系列共性问题亟须解决。为此,需要从完善森林资源流转机制、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明确林业政策的配套调整,以及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找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以确保集体林权后续改革的顺利推进。     

对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重新思考

在分析我国现行分类经营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根据生态区位的重要程度和生态系统的稳定程度,将森林分为生态林、兼用林和商品林三大类,并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进一步细分为生态公益林、特种公益林、防护用材林、用材防护林、一般商品林和集约商品林等六个经营类型,提出各类森林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措施.     

外部性与政府适度干预：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的政策框架设计

在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源林综合保护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矛盾。水源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由于其外部性极强,政府必须进行适度干预。通过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有利于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权能分离"语境下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徽省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实践的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作为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制度创新, 在实践中, 还存在着诸如产权主体模糊、信托财产界定不清、多重委托人主体结构和监管缺失等问题, 特别是地方政府信用的介入, 行政干预的加强, 不仅阻碍了原生性的农地经营主体的发展, 而且存在涉嫌挤压农民利益的问题, 带来农村社会治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 应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流转的相关立法, 为构建产权清晰、流转有序、监管适度的农地集合信托流转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这对我国农地经营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动我国商品林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目前我国林业以生态建设为主 ,但也不能忽视商品林业的发展。只有将商品林业建好做大 ,才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木材和林产品等基础性原材料的需求 ,从根本上缓解其对生态建设的巨大压力。该文针对商品林业建设提出取消商品林的采伐管理制度 ,落实产权 ,放开商品林经营 ;推进林地使用权的流转 ,开放林地市场 ;改革价格与税费制度 ,减轻森林经营者的负担 ;提高林业补贴 ,加大国家对林业的扶持力度 ;积极争取和用好银行的贷款 ,拓展商品林业对外融资渠道 ;放手发展非公有制林业 ,全方位吸引社会资本 ;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大、中型工业用材企业建设原料林基地 ;推进森林产品认证制度 ,实现商品林可持续经营 ;依靠科技进步 ,建立商品林科技支撑和保障体系 ;长期稳定林业政策 ,增加林业政策透明度 ,强化政府服务职能等制度创新措施。     

对林业税费的经济学分析

该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商品林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林业税费的作用机理和内涵.该文认为商品林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市场失灵使生产者将不能提供社会真正所需要的商品林数量.在封闭的市场条件下,林业税费会直接成为价格的一部分,商品林生产者应当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与税费高低无关,但会使一部分林地退出生产.林业补贴是一种负的林业税收.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商品林供应量低于没有林业税收时的商品林供应量,更低于考虑社会生态需求时的商品林供应量,造成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应减免林业税费、增加林业扶持、取消价格管制.该文进一步研究了与林业税费密切相关的森林采伐限额政策,认为对商品林应该完全取消采伐限额政策.     

林权客体的物权法分析

本文通过对森林资源物权属性的分析，认为森林资源具有特定性、可支配性和稀缺性，符合物的基本属性，可以作为林权的客体。同时，将森林资源作为林权的客体，突出体现了森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林权人收益权的充分实现和森林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森林问题的伦理根源

造成当今世界性森林问题的因素很多,从伦理的视角透视森林问题反映出的人与森林的关系,可能是解决森林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下几个方面是造成森林问题的伦理根源：人类重视森林的经济效益,忽视森林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把森林只看作是木材资源;人类通常更少关心诸如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之类的长远性、全局性的问题,而更多地关心自己近期的需要,例如更关心森林生产木材的经济利益;人类常常从个人、小团体、地区的“私利”出发,导致对森林的掠夺性开发和入侵;人们在并没有损人利己的动机下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集合起来却会造成森林减少,从而破坏环境。     

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的Logistic模型分析

分析了造成持有天然商品林林权证的农民自主经营权、受益权等权益落实困难的原因,提出通过生态效益补偿解决公共生态效益诉求与个人经济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基于条件价值法取得的示范点数据资料,结果表明农户接受当地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概率与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呈负相关关系,预测正确率达到67.9%。降低当地农民对种植业的依赖,有助于天然商品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的实施,有效保护天然林资源,促进当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林业发展中忽视价值规律的误区

分析了中国林业深陷忽视价值规律误区的三个表现,提出了走出忽视价值规律误区的根本途径是:重视价值规律,明确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做好森林资源监测,实行森林资产入账;确定森林资源权属,转变各种机制,强化林业经济管理;建立和健全林产品市场体系、价格体系,实行林价制度;研究森林生态功能价值核算体系,建立公益林补偿基金制度。     

通过林业经营和管理制度创新加快“林纸一体化”进程

林纸结合离不开规模经营。国家的林业和纸业产业发展政策，对林业经营和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解决纸浆林基地问题，需要进行林业经营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商品 林采伐申报制度，通过普遍的订单管理制度为造纸企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基地，在家庭私有化 林场的基础上实现股份制规模经营，从而实现集体商品林生产和木浆林生产的“双赢”和可持续发展。     

论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问题

根据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森林资源在发挥三大效益的过程中,其价值消耗应该得到补偿,提供生态服务是森林资源的重要功能之一,森林生态价值补偿就是解决森林生态功能再生产的价值补偿问题。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标准及资金筹措都是建立森林生态价值补偿制度时应予充分考虑的因素。进一步明晰生态公益林产权是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前提和基础,促进生态公益林的扩大和恢复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根本目的,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监管则是程序层面的保障条件。     

城市森林建设量化指标研究概况

城市森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善环境和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已倍受重视。城市森林的量化标准已成为新时代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指标。文章总结并对比了国内外城市森林建设的相关量化指标,如城市森林覆盖率,森林面积等,为城市森林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林权改革的宪法学思考

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引发了新阶段的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从宪法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林权改革过程中＂林＂本身涉及到森林、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关涉到《宪法》第9条森林资源权利问题和《宪法》第10条土地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林权改革是以政府主导型模式进行推进,主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指导下进行,而对制定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合宪性考察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论森林碳汇贸易的法制保障——从森林生态效益有效供给的角度

森林生态效益的有效供给取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实现.森林碳汇贸易通过市场交易,充分实现了森林生态效益的商品化,为林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基于森林碳汇贸易的公益性、公开性、风险性以及交易客体的“可转让性”,必须通过完善标准合同、建立碳交易所、设立碳汇林保险以及建立合理的林权制度来保障森林碳汇贸易的有序进行.     

略论我国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效益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现代林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分析了林权改革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依法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减轻税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