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天新传》则是一部试图撩拨重重迷雾,全面展示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的著述。《武则天新传》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全面客观地评叙了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以往的武则天传记偏重于武则天性格的叙述,或局限于政治活动的评叙。《武则天新传》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不仅叙述了武则天一生的重大活动,而且用大量笔墨展示了武则天时代的全貌。作者虽未言及武则天时代这一概念,但他不仅论述了武则天在位前后(包括唐高宗时期的参政、临朝称制、大权在握几个时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专题研究了武则天时代巩固边防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还独具慧眼,     

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

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郭绍林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旧唐书》卷７８《二张传》解释为“俱承辟阳之宠”，是“内宠”。这一说法被现代史学家承袭。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１６１页说是“面首之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第１６０页...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武则天立嗣考

《辞海》根据《资治通鉴》将武则天未能立其内侄武承嗣为太子的原因归结为狄仁杰的反对。本文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历史文献,证明了武则天未能立武承嗣为太子是由于岑长倩、李昭德等人的反对而与狄仁杰无关。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屈原《天问》四题

本文首先论述了《天问》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屈原的理想情操，进而从总体上阐释了《天问》这首千古奇诗的思想内容。作者意在说明，《天问》反映了屈原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表现了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站在时代前列的勇气，并提出了“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反“天命”的理性认识。     

《文心雕龙》的性质

在认定《文心雕龙》的性质为何,也即《文心雕龙》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方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传统说法,该说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关于“文学”的书,是一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专著。这一说法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但近些年来也有少部分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该书所论并不局限于文学作品,其中不少篇幅谈的是学术文章与应用文的写作,故而提出另一种说法:《文心雕龙》是一部讨论文章学理论的著作。对后者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所谓的文学作品和一般应用性文章的分野…     

“反马礼”刍议

今文家何休从《春秋》微言大义处入手,来阐释诸侯大夫婚礼中没有"反马礼",指出《春秋》经文中应属"归宁"。郑玄、杜预、孔颖达则从解释古文经《左传》入手,杜孔二人继承与发展郑氏学说,不断完善"反马礼",认为"反马礼"是真实存在的。这两种说法在后世趋于统一,共同作为解释《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标准。     

略论《通鉴》隋纪部分对史源的删省方式

本文对《资治通鉴》隋纪部分删省时间、官职、人物、史事过程与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资治通鉴》删省时间、官职、人物、史事过程与原因方面,有承上部分删省、归类删省或完全删省几种情况。大体说来,司马光《资治通鉴》大部分删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删省不当或失误,这在阅读和使用《资治通鉴》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略论《通鉴》隋纪部分对史源的删省方式

本文对《资治通鉴》隋纪部分删省时间、官职、人物、史事过程与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资治通鉴》删省时间、官职、人物、史事过程与原因方面，有承上部分删省、归类删省或完全删省几种情况。大体说来，司马光《资治通鉴》大部分删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删省不当或失误，这在阅读和使用《资治通鉴》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的"天命"思想

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中对历史事件作出文学性解释时实际呈现出模式化特征,历史＂天命＂思想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的解释模式。历史＂天命＂思想在创作中将历史发展的＂已然性＂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强调对历史发展结果的无条件认同,在很多时候,它以佛教的＂因果循环＂形式出现。将推动历史发展、决定历史结局的主动权完全交给那些拥有＂天命＂的帝王将相,或者反过来,赋予这些历史活动中的帝王将相以＂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种奴性和政治冷漠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突破了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为中国历史小说类型的发展保存了一脉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樵未任中书舍人

孙樵任过中书舍人一职之说法,见于《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中文大辞典》,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唐代古文运动论稿》、《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等也沿袭这一说法。除《中文大辞典》明称据《四库总目提要》外,其它均未言所据。笔者以为此说难以成立。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王大胜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     

武则天时代的廉政建设

本文重点论述了武则天时代各种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和措施，认为这是当时官员队伍没有发生整体腐败，各种政治人才竞为之用，从而保证天下繁荣稳定的重要原因。但当时酷吏等弊政也相当严重     

秦始皇身世诸说例举

关于秦始皇身世问题,2000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诸多说法,现例举如下: 首先一种就是《史记》上的说法,这也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史记》上说:“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即异人)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这就明白地告诉后人,秦始皇为吕不韦所生。《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记载。而《汉书》作者班固干脆把秦始皇称为“吕政”。可见都依了《史记》之说。但此说本身隐藏着矛盾。其一,《史记》既说不韦“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又说“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二解,一曰过10个月,一曰整一年)其二,既说赵姬为“绝好善舞者。”又在另一处说她是“豪家女”,前后不一。因此,人们对《史记》的说法就产生了种种怀疑。明代学者汤聘尹认为这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裨》)与汤同时代的史学家王世贞在《读书后记》中对此提出了二点看法:一是认为,这是吕不韦自己编造的,目的是让秦始皇知道他的真正身份,以保住吕不     

略论窦参陆贽之争

窦参、陆贽是唐德宗贞元时代前后任的两位宰相。正史的记载中,他们二人的忠奸色彩泾渭分明。后世的史家们纷纷用道德色彩鲜明的党争来解释二人之间的矛盾,不得不说掩盖了某些历史真相。一、“窦参贬谪”一案发微窦参与崔造、张延赏具有相同的政治色彩,都是与德宗站在同一战线的的宰相,但窦参却没有像前二位宰相一样得到善终,而是遭受了远迁赐死的悲惨命运。论及其中原因,史家们都归结为窦参一党与继任宰相陆贽之间“争宠不协”的矛盾。韩愈在《顺宗实录》中就说:“议者多言参死由贽”。两唐书、《资治通鉴》也大都是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行阐发。傅璇琮先生在《李德裕年谱》中也专门对窦参被贬之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得出了此一事件是“藩镇、宦官利用德宗之猜疑与忌刻,加予窦参之诬陷与打击。”的结论。仔细翻检两唐书及《资治通鉴》,我们觉得对于这一事件的真正原因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关于窦参、陆贽二人的矛盾,两唐书都多从道德、人品角度进行分析,侧重于将二人的矛盾解释为窦参及其同党对陆贽的疾贤妒能。因而,正史都将感情的天平偏向陆贽一边。我们发现这种感情偏向在《新唐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也为我们探寻历史真相提供了线索。《新唐书》在吴通玄的本传中对全事件作了较...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

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30年代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体现了其治国路线的转变,正是依赖这一转变,使得已经动荡的西汉王朝得以保全。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述及相关问题,亦持有同样看法。至1980年代中期,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地论述说,汉武帝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这一重大论断,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产生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影响。其实上述论断不能成立:(1)见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所谓"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2)市村瓒次郎、唐长孺和田余庆诸人认为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了重大转变,主要依据的史料是《资治通鉴》,而《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录《汉武故事》,是刻意构建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汉武帝形象;(4)进一步追溯,可以看到,王俭在《汉武故事》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是基于他对宋文帝刘义隆与太子刘劭之间政治斗争的感情倾向,有意而为。(5)《汉武故事》中的汉武帝形象,虽属艺术创作,但在西汉的历史上自有原型可寻。     

孔子“知天命”之本义及其途径探索——对徐复观《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一文的再思考

孔子五十而知的"天命",肯定不是徐复观所说的"道德性之天命",亦不是20世纪后期意识形态下祛魅的"天命"(自然规律),孔子是确有其信仰的,即沿袭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观念。古代儒者多沿袭前人之说承认孔子有天命信仰,但对孔子所明确坦言的知天命的"知之途径"(即孔子是如何知得天命)的讨论却寥寥无几,今之承认孔子有天命信仰的学者亦似乎较少注意到这一点(即便注意到了,亦因难说而少言,乃至不言)。这对于21世纪的孔子学说的研究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说武则天时期的冗官政治

在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许多学者对其用人政策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武则天有识人之鉴,善于选拔人才,务取真才实贤。笔者则认为,武则天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广开仕路,放手招官,这不仅给她统治的王朝造成了混乱,同时破坏了唐朝初期的选举制度,开启了有唐一代的冗官政治。兹就武则天推行冗官政治的背景、表现及其造成的影响略陈管见,以期指正。一武则天时期冗官政治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武德年间,天下初定,百事待举,官员不充。官吏的选举没有固定制度,存在着较为混乱的状况。对此,杜佑曾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