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三重维度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是改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学者众说纷纭。但政策认知、政策移植、政策原创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必须经历的三重维度。在这其中,认知是前提基础、移植是一般目标、原创是根本目标,此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比较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信任危机以及竞争性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如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这就突显了我国社会政策创新和发展的紧迫性。因此,促进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但其在进行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一些困境和阻碍,如人类理性的困境、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等,这就需要通过改善政策主体创新能力、优化政策系统环境予以破解。     

社会政策的四维视角

社会政策表现为政策、法律规范及其总和,包含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其本质是决策主体的价值取向,是旨在增进社会福利的行动体系。从政策规范、价值选择、福利制度、行动体系四个方面对社会政策的理解构成社会政策的四维视角,其中政策规范是社会政策的表现形式,价值选择是社会政策的灵魂,福利制度是社会政策的基础,行动体系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政策规范与价值选择是表里关系,福利制度与行动体系是动静关系,这两个关系构成社会政策的支点,其实质是价值和制度。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三种主导范式,分别是"内需一转移"论、"组织-市场"论和"文化-秩序"论,三种范式持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离、"本位"之争与行动主体一元化、发展与保护的脱节.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化途径,对目前主导范式的缺陷有重要的弥补和修正作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探寻出一条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     

嵌入式政策执行研究——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

很多公共政策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执行效果,然而,大多数的执行研究,忽视了政策执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从嵌入性的角度看,政策执行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脉络之中,政策执行所依赖的政策工具,受到政策共同体及其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的影响和形塑,从而使执行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终导致政策执行取得不同的效果.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创新探讨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我国老龄政策演进研究——基于1949-2020年政策文本分析

老龄政策是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老龄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采取政策文本的共词分析与聚类方法,通过对1949-2020年我国老龄政策的系统梳理,提出我国老龄政策在政策萌芽、探索调整、快速发展和全面统筹四个阶段出现政策数量积累、政策内容上,从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到养老保险全覆盖再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政策颁布主体强化协作等阶段性特征和趋势.随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老龄政策研究亟待在政策协同、政策执行及政策评估等方面拓展研究空间.     

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与西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关系有所不同的,因此针对我国的国情我们特别提出了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我们希望社会政策实施表达的内涵能与政策执行有所不同,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政策实施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当然我们这么说也是有其道理的。     

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角色的变迁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政策过程中,公众应当既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主体,也是政策执行中政策目标指向的客体。如果以"嵌入性—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来描述公众与社会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关系,则建国以来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先后经历了非嵌入的受益者、非嵌入的受损者和嵌入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阶段。公众参与社会政策的角色转变展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历史、现状,也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未来趋向。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网络问政与社会管理实践创新

网络应用的普及给现代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课题,各地网络问政的实践探索正在尝试作出回答。深入剖析在网络传播时代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新要求、新内涵,研究网络问政所产生的公共传播效应、舆论压力效应、民智汇集效应和议程推动效应,探求其内在规律及其实践要求,对于创新社会管理、维护和发展群众权益,可以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论宪政视域下社会公正观的建构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而来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使得如何实现社会公正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公正已成为我们评判现代化成就的"阿基米德支点",没有社会公正,我们将无法实践以人为本理念,也无法使人们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也将成为美丽的海市蜃楼。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为明显和最具破坏力的不公正则往往来源于政府滥用职权所带来的不公正,这就要求我们所要建构和实现的社会公正观必须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在宪政保障下的社会公正才是最真实、最持久和最现实的社会公正。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专制政治与中国古代臣民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古代,围绕君权这一专制权力的核心展开的一系列君权合法化、强化举措,决定了专制政治追求表面的秩序,而无法摆脱深层的无秩序困境。专制权力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导致“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马克思语)的局面。     

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皇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军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军阀政治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态,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经历了深刻巨变。军阀政治具有七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     

从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演变历史分析建立和谐政教关系的社会意义

政治和宗教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范畴和历史现象,但在共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者却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无论是政教合一制度还是政教分离制度,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要比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关系更为复杂,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更为重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阐述建立和谐政教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当今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     

资本主义:从社会契约论到社会资本论--论社会资本概念在政治领域拓展的意义及其局限

社会资本概念的流行是与其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分不开的,这一拓展既反映了它在理论上与社会契约论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的自我调整过程。社会资本概念本身的矛盾性质,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困境;这一概念在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时存在着文化决定论的倾向。     

两种政治:掠夺性政治和交易性政治

布坎南把理想中的政治看成是复杂的“交换”或“交易”;把非理想的政治看成是一种“掠夺” ,这样的政治是一种“掠夺性的政治”(predatorypolitics)。本文赞同布坎南的这一思想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 ,把政治分为“掠夺性政治”和“交易性政治”两类。这一分类的标准是政治人的谋利方式 ,判别标准是 :是否存在竞争性的投票选举。这一分类的意义在于 :它否定了利他主义政治行为的存在 ;揭示了现实中政治的十分深刻的区别 ,特别是体现在政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的区别 ;体现了两类政治的文明程度的高低 :交易性政治的文明程度比掠夺性政治的高。     

从费孝通的双轨政治理论看我国社会管理的困境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理论认为：“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结合费孝通的观点可以发现：由于缺乏对基层自治组织在民主政治与自我管理层面重要性的深入认识,导致我国社会组织极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缓慢,从而加剧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要改善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困境,必须重视和发挥以基层自治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吸取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实现社会的良好管理与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