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的"大我"观

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创立了独特的"大我"观,这一观念是他融会东西方文化因素及自己崇尚个性的思想形成的.它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人"的观念的核心,不仅在"五四"文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人"的观念的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     

论王昌龄以"三境"说为核心的意境论

王昌龄作为意境概念最早的提出和论述者,他主要就意境的感触发兴及营造意境的方式,提出了"三格说".他认为意境生成的关键是景意相惬相兼,以至达"境生象外"的无穷韵味.他还就意境的物化生成类型,提出"三境说";就意境品格的高低问题,提出了"意高则格高"说的评价标准等等,形成了一个以"三境"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诗学思想,奠定了古代意境论基本的思想格局和审美风范.     

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儒道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

"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概念,儒家的尚"中"思想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中和"观念与道家的崇"大"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大和"观念是构成这一理论的两大基石,前者为"和谐"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秩序平衡与个体节中,后者则带来了本体追求与辩证观念.在《易传》与《中庸》中二者达到融合.     

商务谈判中说"不"的艺术

商务谈判的目的性决定了谈判中充满了说"不"的机会,但说"不"时,不能板起脸来,态度生硬,相反,要选择恰当的语言、恰当的方式、恰当的时机,而且要留有余地,巧妙地说"不".因此,探讨谈判中说"不"的艺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好"诗"与坏"译"--评Kenneth Rexrot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

饯钟书在诗歌翻译评论中曾提到好"诗"与坏"译"这一现象.他说"好'诗'是指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是,从原诗的复制角度来说,它又终不免是坏'译'."本文以美国现代诗人Kenneth Rexrorh的英译宋词《钗头凤》为例,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以探讨"好'诗'坏'译'现象的成因.     

明清之际文人的山水游历"适性"观

明代中期兴起的王阳明心学思想,张扬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心学思潮,引起对人之本性的思考.心学的兴起促进了自然人性论和文学性灵说的崛起,同时也促使文人的山水游历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引发了一场对逸游败德论进行解构和颠覆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山水游历的"适性"观具体表现在:在胜境之中游目骋怀、直抒胸臆;于山水间娱乐性情,让心与自然得到高度会通;以"狂放"的方式体悟自然,体会至上乐趣.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思潮述论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作为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他们在批判传统包办婚姻的同时,大力张扬自由恋爱,对自由恋爱的内涵、价值、伦理要求及其途径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形成了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现代情爱观的形成和人的近代化进程有其积极作用,但思想中某些方面也表现了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论儒道思想对王羲之书法美学思想及书法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互补.儒家推崇"中和"之美,道家向往"自然"之趣.王羲之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儒道并蓄,因而使他的书法艺术兼具中和、自然之美.     

"中和技术理论"与青少年犯罪研究

“中和技术理论”是一种研究少年犯罪心理的社会学理论,它指出奉行传统价值观念的犯罪人如何使用中和技术抵消其内心的罪恶感,从而将其犯罪行为合理化。这一理论可以拓宽青少年犯罪研究视野,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当然,“中和技术理论”也有其局限性。     

中和之美的人文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人文价值取向作为中和之美的意义域长期以来被忽视。作为中国古代以“中”为正确的审美方法 ,以“和”为审美内涵的普遍的和谐观 ,它具有一定的辩证精神和人文色彩 ;它集哲学范畴、审美理想和伦理学目标于一体 ,从而构成其丰富的人学内涵。作为一种普遍和谐的人文精神 ,对于想摆脱生存困境、艺术困境和精神危机的今人来说 ,它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中庸真谛及其构建和谐社会之价值

中和之道是天下根本之道、天下人常用之道。用不偏不斜常用的中和之道对待所有事物,就是中庸之道。以中和之道修养自己就是中庸。中庸思想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作出了辉煌的贡献。清末,列强入侵,绝不是中国文化弱于西方,而是统治者、统治制度不能真正充分施展中国人的智慧、能力所致。新的历史时期,中庸思想一定能够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中和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生存样式和最高生存智慧,因为：中和是中华传统多元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是天人合一的本性和实质,是中国传统真善美统一的核心,是传统辩证法思想的精髓,而且依然是今天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不死的活法”。     

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处于遮蔽状态，“文化研究”以其天然的政治性迫使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政治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只有将政治通过审美的途径进行转化，才能真正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论争有些明显的倾向，目前急需关注的问题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思潮正在蔓延。     

“中和”之气“性”出“礼”成

人性善恶假设的不同会对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人受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一直是追求自我的超越,以致能成圣成贤,进而教化他人。倘若中国人性善的假设不成立,那么则很可能会贻害千年,这时候可以运用儒家"中和"的智慧去兼顾所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吸收建立外在的制度。中和的气场本身就是内外合一的一种力量,内气靠修养,外气凭礼制,文章在最后通过论证礼与气之间的关系,进而肯定了积极气场的价值。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试论马来西亚地区中立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地区中立化政策对马来西亚与东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了地区中立化主张。马来西亚的地区中立化政策在各时期涵义有所不同。最初提出时理想色彩浓厚,后来又融入了区域抵抗力的涵义,冷战结束后,又吸收了大国平衡的思想。     

杜夫海纳的纯粹知觉意向性与现象学还原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是纯粹知觉对象.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是经现象学还原而达到的具有主客关系本源性的意识结构,本文称之为"纯粹知觉意向性".在现象学还原问题上,杜夫海纳受到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多重影响,而又有自己独到的发挥和创见,这主要表现为,他把还原看作是由纯粹知性意识(胡塞尔)、经知觉意识(梅洛-庞蒂)到纯粹知觉意识的回溯,即回到知觉主体与世界的根源处.这种回溯表现在意识活动方面,就是走向感性,并外化为对象,杜夫海纳称其为"异化";而表现在意向对象方面则是,在悬置外部世界的同时,审美对象从非现实转化为现实的"现象",即在呈现中被给予和被还原的感性的对象,杜夫海纳称其为"中立化".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快递包装资源化处理及政策模拟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快递物流行业实现跨越式增长，大量的快递包装废弃物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企业经营成本增加，还增加了垃圾处理的工作量和环境污染程度。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目标下，快递包装资源化处理势在必行。文章在分析快递包装资源化回收处理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由政府和企业多方主体参与的快递包装回收系统，并结合因素影响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自主设置回收返利金和环保宣传费用等措施进行政策模拟，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层面分析比较出快递包装回收的最优策略，其仿真结果及相应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