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之哲辨

自Grice区分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至今已有60余载,但学界对这两个概念的争鸣不仅从未停止,反而随着后格赖斯研究的深入进行而突显出来。概括起来,争议集中在:是否确实存在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如果存在,它们是否可以穷尽意义的划分?它们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是研究后格赖斯意义和交际理论的前提。     

格赖斯意义理论及交际意图识别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的意向意义理论（theory of meaning）在意义研究中颇具影响力,他用一种特殊的交流意向来分析语言的意义,把一个句子的意义解释为说出这个句子的人当时的意向。本文探讨如何运用格赖斯的意义理论来识别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如何进行会话含意的语用推理。     

格赖斯“自然意义”及其与“所言”的内在关系研究

在格赖斯意义理论前期,"自然意义"表征必然联系,体现"非理性事实";在格赖斯意义理论后期,"自然意义"侧重指规约意义,体现"制度性事实"。格赖斯"自然意义"的"事实性"特征决定了"所言"的确定性;格赖斯意义理论前期对"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区别的强调剥离了"所言"与"所含",格赖斯意义理论后期"祖先/后裔说"的提出说明"所含"由"所言"派生而来。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Grice语义理论的嬗变与影响

Grice首先划分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指出"说话者意图"和"语境"在表达"非自然意义"中的重要作用,将意图定义为意义的载体,并以意图来定义、区分意义。随后的"会话含义"理论,进一步完善了非自然意义理论,同时克服了意图意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和问题。Grice秉承"语言使用"这一哲学传统,沿着语言使用的路径,逐渐形成了自己强调语言"使用"和说话者"意图"的意义理论,促成了传统语义学向现代语用学的转化。     

格赖斯的“说话者意义”理论探析

1957年格赖斯在美国《哲学评论》上发表了《意义》,开始了格赖斯式的意义理论研究。格赖斯认为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非自然意义分为说话者意义和约定意义;而说话者意义先于约定意义,并且构建了复杂的说话者意义理论以消除所有可能的反例。同时这个理论也因此遇到了许多问题,诸如说话者理论的可能性问题、循环解释问题等。     

论格莱斯意义理论的意图问题

格莱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首次提出了交际意图概念.该概念与语用学界随后的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之间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且在外语教学中具有现实意义.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X BE X结构语用意义分析

X BE X结构是一种特殊的判断句。表面上看起来主语和表语重复,传递的是"零信息",但它却蕴含着丰富的语用含义,传递着说话人的交际意图,是说话人有意选择的一种言语行为。基于言语行为理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是由言内、言外和言后三个层次共同作用完成的。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认为X BE X结构的意义解读可以从言内行为上完成对词义的解读,从言外行为来表达交际意图,从言后行为来实现交际意图。     

违反合作原则下《绝望主妇》的会话含义研究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最早是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赖斯(Paul Grice)提出来的。会话含义分析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基于合作原则理论,对美国热播电视剧《绝望主妇》进行实例分析。通过分析剧中人物的对话,试图从语用学角度探讨违反合作原则情况下的语用意图、语用机制及语用效果,即听话者如何从表层话语交际模式洞察深层意图,揣摩出说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真实意图。     

自然的发现

洛伊德提出"自然的发现"作为科学诞生的标志,但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主义的阐释。实际上,"自然"一词在西方经历了一个由"本性"向"自然界"的转义过程。希腊人的"自然的发现"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指通过追究本质、根据的方式来把握存在者之存在,二是指通过与制作物的对比开辟出一个被称为"自然物"的存在者领域。"自然"作为希腊人最原始的存在领悟,经历了一再地跌落。本来属于内在性领域的自然,最终反而成了外在性本身。中国古代未作出这种"自然的发现",因而未成为科学的故乡,这不是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关联理论视域下词汇联想意义的翻译

词汇的联想意义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英汉词汇联想意义的差异,也造成了翻译中的种种难题。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个包含了从原文作者到译者、再从译者到译文读者两轮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在两轮交际中均以获取最佳关联性为目的。因此,在联想意义翻译中,使用归化译法以及异化加注释的策略可以有利于交际意图的实现。     

意义的意义

意义的意义问题是弄清真理意义的前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研究意义与指称、意义与语形及意义与语用的关系。这三组关系两两相互依赖并且通过社交圈最终扎根于人类心灵深处。某种形式的心灵哲学成了解决意义问题的必要条件。     

语词的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

语词有外延、内涵和形式三种用法;语词意义包括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语词的本质是观念,是"反映";语词无不表达概念;区别内涵意义和外延意义,有助于解决分析哲学所碰到的某些难题,有助于对定义这一逻辑方法作出科学分类,以修正传统定义理论。     

本体论的"本义"与"转义"

"本体"在中文词源里,有"最高"、"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等含义;本体论虽然是外来词,但翻译为中文后,与原来的ontology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产生了明显的"转义": 如果说ontology的"本义"是一种"是论"或"存在论",是一种超验的"纯粹的逻辑规定性",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一种形态",是"与经验世界隔绝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的理念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是"不能从现实世界得到验证的纯粹的原理",是比一切其他哲学思维都更纯正的"第一哲学"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水土"上,"本体论"已经具有了比西方的ontology丰富得无可比拟的"转义".这种"转义"包括了人类对世界上一切"最高"、"最终"、"最根本"、"最普遍"、"最重要"的事物(或事件、事情、事实、事理等等)的追求,包括了人类对各种经验的和超验的"逻辑"、"原理"、"范畴"的把握和运用,包括了人类"溯本求源式的意向性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思维"及其所获得的成果,包括了人类"超越有限,指向无限"从而能动地实现人生根本意义的终极关怀.这种"转义"既有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哲学范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原则的语义与法意

法学家不应在纯粹学术定义的基础上建立法学理论,而应致力于分析法律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使用的。与原则的日常语义相对应,法律原则至少有五种含义,即法律精神、非正式法律渊源、上位法、一般法和刚性法。由于法律原则所具有的多层含义,对它的理解与界定,须依赖具体的语境和操作程序,方能使相关的学术研究、法律实践走向客观化和科学化。     

论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

词汇的感情色彩依附于词义,具有客观固定性和社会性,并且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汇的感情色彩也随之改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意义感染”的概念,继而重点分析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发生的两大主要途径。根据经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最后对这类词汇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研究表明：意义感染后,词汇或是趋向于演变为禁忌语,继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或是作为委婉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迂回作用。     

主体辨识与意义把握

无论自觉与否,主体辨识都伴随着文学阅读并影响意义把握.阅读策略的演变不能改变这一点.批评性阅读更要求有完整的主体辨识.翻译中的主体辨识成果则直接反映在译文中,对比一些译文片段可以看到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主体简并如何造成译文与原文的非必然差异.严格的主体辨识应当成为意义把握的客观性基础,文本形式分析应在此深入下去.     

试论知识资本的涵义

知识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其涵义如何？目前,中外学术界有诸多不同的解释。本文在论述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资本、知识如何转化为资本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认为知识资本是指知识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而成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管理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最具有价值增值性的预付价值,它具有无形性、共享性、创新性和高增值性等特征。     

意与艺

东西方文化、艺术各有其优势.基于对"人"的认识不同,导致对文化、艺术认识的巨大差异,从而引出了种种艺术现象.对之进行比较与分析,去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二者既能相互交融,又能独立其间,是寻求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发展方向的途径之一.     

风景及意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具有灿烂的传统,在民族艺术创造和精神活动甚至社会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诗歌在唐代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后来者不可企及的规范。但宋以后,特别是近代以来,诗歌创作陈陈相因。创造成为一种奢侈,摹仿成为唯一的可能。失去创新活力的诗歌在近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并阻碍新思想的传播和新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