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之真面相

本文从衣食住行、社交礼仪以及文化生活诸方面,对明代生员层社会生活的真面相进行了适当的梳理,认为生员层的生活,既是仕宦阶层生活的一部分,却又与仕宦上层的生活有别;进而指出,明代生员层的生活在前后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关于关市设立缘起,明代士大夫大都重申其本在除奸御暴,限制垄断,非为专事盘剥,渔利虐民。然后世国用渐增,商税实有济匮佐急之助,因而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征商又被视作减轻农民负担、调节本末关系以均平赋役的一种手段。为保障商众生计和满足财政税收,明代士大夫还主张商民无分,对之一视同仁,均予施惠。他们批评病商苛政,提倡爱养民力,廉正奉公,并建议加强榷政监管,以期实现官商共利。明代士大夫的榷税思想在对传统的继承中亦有发展,他们顺应商业繁荣的时潮,赋予通货鬻财以足国裕民、富国利物的新意涵,其所阐释的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国商两利、工商皆本等理念,不仅表达出对农业与商业、国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也预示了农商二者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尚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并可同国家达成共生并荣的广阔前景。     

求真务实:明代士大夫精神史的内在转向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在政治人格上开始追求一种"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进而使士大夫精神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从"虚与"(即虚与委蛇)到"认真"的转向;二是从"空虚"到"务实"的转向。此即"求精责实"、"秉公尚实"之说的崛起,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亦即英雄做事的担当精神,并在清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致君尧舜与强权政治——论明代士大夫与专制皇权的冲突

中国封建政权长期倡导的儒家“敬天保民”的治国路线终于与明朝专制君权的极端发展形成了对立。坚信儒家“内圣外王”治国路线的士大夫 ,面对专制暴政 ,仍将希望寄托于“致君尧舜”的努力。始则以经筵日讲 ,企图教育帝王修德勤政 ;再则苦口婆心谏奏劝喻 ,甚至联名抗章、集体请愿 ;三则以天变、灾变、惯例、祖制施加压力。然而这一切不仅难见成效 ,士大夫们往往因此而被贬官、放逐 ,甚至横遭杀身之祸。当忠诚与信念屡遭挫败后 ,明代士大夫逐渐走向了对专制皇权的批判和唾弃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明代进士家族相关问题考论

进士家族即指五代直系亲属内有两名以上进士的家族,明代270多年间共产生这样的家族2088个,其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又很不平衡,尤以浙江、南直最为集中。一、二、三、四、五、六、七代进士家族分别为311个、1500个、209个、51个、12个、4个和1个,属于这些家族的进士共达4970名,占明代进士总数的20.21%;而真正出自进士家族的进士仅占明代进士总数的11.55%,反映了明代科举制度造成并维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一、二、三代进士家族分别占进士家族总数的14.89%、71.84%和10%;说明接近87%的进士家族不能传至三代,96%的进士家族不能超过三代,这也验证了古语所云富贵不过三代大致符合实际情况。明代进士家族发挥政治和社会影响大致在三四十年至二百年之间。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福建的社会风气,自明代中期以后,无论沿海或内地,均开始随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的发展,日渐僭侈,风气之变,由衣食住行的物质文化间始,竞相华侈僭越,然后及于人伦道德关系之精神文化。其变迁的程度,虽不像江南那么高那么全面,但也不似华北那样,有相当多的州县,一直到明末都没有什么变化。但由于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些内地和沿海的府县,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社会风气始终维持着明初的"俗安朴素"。     

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明儒三教合一之论，及其来自佛、道人士的回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明代生祠现象探析

明代生祠主要为地方官员、抚按及平定地方动乱的军事将领而建,正德、嘉靖以后逐渐普遍化。加速生祠普遍化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各地的赋役改革、地方动乱、宦官专权等。明代生祠符合儒家祭祀礼仪,虽是地方的自为,仍然属于国家倡导的儒教信仰体系,具有“精英主义和无神论的特征”,能够在伦理的层面上影响人们。同时,生祠亦有其社会弊端,尤其是当生祠成为官员“德泽在民”的象征时,生祠也就可能成为官员邀誉于民的方式。在这种情势之下,生祠糜财累民,自然沦为一种古代的“腐败工程”。     

试论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

宗室群体性事件是明代类型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的一种,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宗室成员是事件的行为主体,王府校尉、仆从只是受命鼓噪而已,没有其他阶层民众的卷入.明代宗室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划分出权利争取型、发泄愤恨型、骄横暴戾型三种不同的类型,具有非和平性与非政治性、权利正当性与行为非理性、宗室群体性事件的行为主体多为宗室中下层等显著特点.明政府对宗室群体性事件处理的重要方式即是革禄、夺禄、停禄,皆为治标之策,非为治本之良药.这不仅于消弭宗室社会矛盾、挽回宗室人心毫无助益,而且只能进一步加剧矛盾和对立.而重惩事件拨置者及王府仆从、军校虽能对其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他们对身份特殊的宗室并不能起到多少制约的作用.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考论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主要用于防范“怀挟”作弊,是在继承前代特别是元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乡、会试搜检官及军士的简拔、搜检方式及对作弊者的惩治等;该制对维护科举的公平、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滞后和执法不严等弊端.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概念的理论辨析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首先在西方兴起,是企业势力扩展和企业活动社会影响后果的反作用的运动,同时也反映出企业经营的自主性和政府监管与公众维权等多项诉求间相互关系的张力.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应尽的社会责任,它是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的经营决策和全部行为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所负有的责任.但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对“企业”、“公司”、“责任”、“企业公民”、“社会回应”、“企业慈善”等概念有许多不同理解.从语义上分析诸多近似概念,是准确理解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前提.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

有明一代,明代皇室重视佛教的教化作用,并对其进行保护,使得佛教极端兴盛。在北京地区寺院中,现存三通明代敕谕碑,以敕谕的形式对佛教寺院给予政治和经济上的保护,使人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探寻明代皇室与佛教之间深厚的关系。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中国明代天道外交的观念及其现代价值

明代外交以天道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主要体现为夷夏秩序观念、战和观念和义利观念。夷夏秩序是中国和朝贡国之间的辐射型关系,附属国要履行朝贡礼节;战和关系经常受到礼数和边境问题的影响;天道外交中重义而轻利。与西方近现代人道外交相比,天道外交具有其优越性和局限性,可为近现代人道外交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借鉴。     

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

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宫廷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格正君心"和"懋修圣德"来培养君主的道德人格;而宫廷教育的意义则是强调帝王虽然天生聪明,但也必须实行后天教育,即所谓"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保证帝王"日新不已";对于宫廷教育的途径,则认定尊师重道和重视经筵日讲为必由之路;宫廷教育的方法则强调学用结合和知行合一。尽管明代针对帝王和太子的教育思想比较丰富,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的情势下激发出来的,多具有说理性和劝说成分,难以落到实处,但其毕竟贡献了一些宝贵的观念和思路。     

明代甘肃进士研究综述

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其内容大到通论性的研究,小到关于科举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甚至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研究方式也多种多样。进士是科举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不同地域的进士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体性研究。针对明代甘肃进士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人数考证、时空分布及地方文教状况等方面入手,在群体的研究中又包含了个体的分析。还有一些关于清代的甘肃进士研究成果,其中或多或少提到了明朝的进士状况。在这种将两个朝代相对比的研究角度下,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