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代理念

公平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内涵的范畴。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活动领域为标准,我们可以把公平外延分为经济公平、政治公平、社会公平和法律公平。从理论上看,影响“公平分享”实现的原因为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因素。通过法律机制的作用使公平分享目标得以实现,就是着眼于以法律措施来解决目前存在的改革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创设实现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法律制度条件。其评判的经济性标准是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和库兹涅茨“倒U型理论”,心理性标准是从结果上、程序上和人际互动上判断公平性,社会性标准是社会指标、社会分层结构和“上升流动”标准。     

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实现路径构想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改革发展成果是指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公民和社会群体能够感受得到的一切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利益的总和,其经济成果主要表现为九种利益形态.本文借鉴国外发展成果分享的基本作法,从总体思路、多维方式和具体措施三个角度探讨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实路径,并重点研究法律机制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分享中的作用,从而提出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法律机制的框架设计.     

土地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研究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如何从法律上构建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制度,又是个难点问题。实现“公平分享”必然伴随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应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从明确权利、限制权力、宏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三层面进行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实现是可以用经济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去评判其优劣的。     

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目标诉求与利益均衡

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其目标必须契合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通过实现社会的利益均衡这一途径来实现的,这需着力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利益均衡,这需要明确政府在和谐社会中的定位;二是实现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三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环境利益的均衡,这既要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又要正确确立人类的生态位,同时还应将生态建设与管理并举;四是实现区域之间发展利益的均衡,这就要求在反哺机制的架构、区域发展制度的供给以及制度的＂厚度＂与＂薄化＂上有所作为。     

新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

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人类经济发展史又可以称为经济主体、经济客体的演变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主体、经济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起落兴衰.新经济给我们带来了更加宽广的考察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视野.     

生产力进步成果社会扩散和劳动报酬分享机制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由于体制的原因,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劳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自动调节机制的缺失是导致我国目前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我国现有的要素市场,隔断了劳动力价值与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联系,压低了新条件下劳动价值,妨碍了生产力进步成果向劳动收入的扩散。在我国,需要建立市场条件下工资跟随社会生产增长的劳动报酬机制,促使劳动力价值回归正常。这种劳动力价值形成以及劳动分享生产进步成果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市场建设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保持社会稳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

本文在马克思"两个尺度"的视域下,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既是对发展客体尺度的科学认识,是发展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对发展主体尺度的深切关怀,是发展必须坚持的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客体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公司的现代性:主体与客体之辨

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莫过于主体性在西方社会的全面确立.对公司而言,现代性意味着承认公司的主体地位.公司的主体地位主要基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受后现代性思潮和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影响,"公司契约论"与"公司企业论"先后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成长起来."公司契约论"与"公司企业论"的实质是"公司客体论",它们在理论上都有难以克服的困境,因此,重申公司的主体性传统迫在眉睫.     

论编辑工作的主体、客体与编辑主体性

编辑主体是从事编辑活动的编辑人员,编辑客体是文稿,而编辑过程就是由编辑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关系构成的编辑系统.在选题、组稿、审稿与编辑加工等编辑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编辑主体性,这对于保证编辑活动质量,办好杂志至关重要.     

后现代主义与法律发展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 ,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后现代可以使我们重新选择位置、立场和思维 ,在新的语境中阐述中国的法律发展。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法学传统发起了有力的挑战 ,我们必须认真应对 ,在法律主体、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方面汲取有益的养分 ,探索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之路 ,创造更加公正、合理的未来。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主要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职工权益保障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等法律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法律实施中的私人监督——"罚款分享"制度的经验与启示

私人监督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威慑力强的优势,能够降低政府失败的危害,对法律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民事欺诈给付请求法>中的"罚款分享"制度是激励私人监督的典型设计.通过私人的监督,以及允许其代表政府追诉违法者和占有部分罚款,美国政府挽回的损失高达天文数字.在这一成功的制度中,私人与执法机关之间既有角色混同,又存在"竞争司法"关系,由此带来两个启示:一是执法权的私人化问题.二是如何引以为鉴,运用私人监督来改善我国的法律实施状况.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的动力机制

改革、发展、稳定、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中的四个重要环节.在这四个环节的互动关系中,存在着社会发展的诸多动力机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三维到四维的系统动态关系转型,转型后的中国社会运行存在三个动力机制:改革创新的基础动力机制、科学发展的主导动力机制和稳定和谐的目标动力机制.这些动态的动力机制的协同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     

论行政分权与行政主体多元化问题——兼论公用事业企业之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

当今各国政府为了应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职能的需要。采取了行政分权的措施。行政分权有利于政府合法性权威的树立,同时导致政府传统行政任务的私法化。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的重要概念。由于行政分权和行政任务私法化趋势的影响,我国传统行政主体的外延应该进一步扩展。公用事业企业应该被纳入行政主体的范畴。公用事业企业具有多重的法律地位。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是行政主体,对公用事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相关事务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另一方面,公用事业企业作为政府管制的对象,又充当了行政相对人的角色,同时,公用事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还存在私法上的服务合同关系。     

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兼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

什么是法律主体?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在区分实在论-非单纯资格说-群集论等有关法律主体概念的基本立场之后,力图发展出一套基于霍菲尔德权利义务类型理论的法律主体概念,将法律主体资格大致划分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义务能力三类要素。其中权利能力的资格不以具备意志为前提,但要以法律的独立尊重为前提;行为能力与义务能力要以具备意志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胎儿、动物、自然环境等新兴主体如果获得了法律的独立尊重,即便缺乏完整的意志,也不会因此丧失获得权利能力的机会,尽管它们很难具备行为能力和义务能力。人工智能具有明显工具属性,缺乏被法律独立尊重的理由,因此无法成为类似生物人那样真正的法律主体。拟制主体是被虚构出来简化语言表达的人造术语,并非权利义务最终意义上的承担者;基于表达和思维便利的考虑,不排除人工智能可以像法人、神灵、死者那样成为拟制主体。     

中国邮政市场准入监管机制中的法律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国邮政市场监管现状的研究,提出了中国邮政行业市场准入制度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在分析世界各国邮政监管机制模式和借鉴国外邮政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建立中国邮政行业独立监管机制的思路。     

新法律与发展研究现状及其趋势

法律与发展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些学者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法律制度变迁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由于其所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理论研究受到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一些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法律与发展研究采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新一轮法律与发展研究再次兴起.新法律与发展研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法律改革.     

“法律人格”的私法解读——兼及“人格”的翻译问题

我国当前所使用的"法律人格"概念,不仅与Personality相对应,Persona、Person甚至Caput等词也常常被翻译成法律人格。然而上述词语在使用中其内在意涵并不相同,不加区分地被翻译成法律人格造成了我国当前对该词理解上的混乱。事实上,Persona在罗马法并不是用于指称主体资格的专门概念,Personality与人格权客体意义上的"人格"相对应,具有"人格要素"之意涵,而Person更多地用于表达主体意义上的抽象人格。目前学界在翻译时对不同的用词的不同涵义未进行区分,从而导致"人格"一词的使用混乱。     

完善我国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法律对策

南非刚闭幕的德班会议将国际关注又一次聚焦到《京都协定书》和其清洁能源发展机制上.本文从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对全球环境变化、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入手,分析清洁能源机制复杂费解的法律框架及其风险性,从而阐释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对第二承诺期减排的顾虑以及加拿大退出该议定书的原因.其次分析我国已建立的清洁能源机制法律框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完善和促进清洁能源机制项目的国内实施的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