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新故事的政治意义和艺术特色

一新故事产生于革命战爭年代。群众中流传的关于革命领袖、红军、抗联等故事,可以看作是新故事的开端。全国解放后,新故事逐步多了起来,一方面是就地取材,现编现讲,而后逐渐定型为新故事;另一方面就是把作家的优秀作品加以改编,使之能够讲述,在群众中流传。但使这一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还是在一九五八年。那时各地出现了賽故事会,生活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就在群众创作的新故事中得到了表现,有关文艺部门又对此加强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论报应之刑

一报应是一事物基于另一事物的性质而对其作出的能动的反应。英文中有“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与报应同义,意为“应得的惩罚”。报应的观念根深蒂固,渊源流长。它蜕变于原始社会的复仇。在原始社会里,无法无天,受害者可以针对加害者实行私力救济,即复仇。复仇具有盲目性、冲动性,而且没有节制,随着社会的进化和文明的发达,复仇逐渐向报应演化。报应的观念形成以后,很快走上了神坛。神意报应观认为,神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世俗社会的秩序是神的安排,是神的秩序的折光反射,世俗社会的安定是由神或其授权来维持。犯罪既然侵犯了…     

从"李调元"故事看清代地域文化对抗

清代学者李调元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故事本身难以确考,而其间却包含丰富的传播者的态度.李调元故事多为与江南才子的戏剧冲突,体现清代科举背景下,江南和巴蜀不平衡的地域文化关系,以及民间的对抗心态.李调元本人曾倾力于巴蜀乡邦文化的建设,故而成为民间的"文化英雄",在故事中维护地域文化尊严.事实上李调元对江南文化的态度与民间不同,不是对抗,反有师慕的因素.民间态度和史实之差别不可不察.     

南宋诗歌地位、作用、功能之变迁

南宋尤其是南宋中后期理宗朝之后,由于科举的影响和理学的兴起,诗歌地位、功能、作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诗的地位的衰落期,诗歌逐步退出科举士人的视野,而科举不利或不事科举的江湖士人乃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这对后世诗歌创作风格、特点、诗学观念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论粤琼民间故事中的海洋想象

广东和海南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两地流传着众多有关海洋的民间故事,其中主要有来自海洋的仙佛鬼怪传说和海洋动物传说。这些故事蕴含着沿海居民与海洋的和谐精神,展示了粤琼传统民间文化中对于神秘海洋的诗意想象。     

公私观念与熟人社会

正公与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与实践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公与私,不仅是一个看法、一种观念、一套规则,而且是形塑地方社会秩序的文化认同性力量。熟人社会里农民公私观念的表达,具有层次性、伸缩性、价值性和规范性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属性。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四重属性及彼此之间的关联机制,既有助于理解乡土中国社会里的农民行为逻辑与熟人社会的秩序形成机制,也有助于理解村庄里的政治社会生态与政权建设的地方实践形态。     

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

古代文献中记录的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大致有《孔子与浣女》、《孔子与采桑娘》及《孔子遇路妇》等三种;近年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记录了多种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这些传说讲述了发生于孔子与智慧女性之间的故事,故事中的女性主人公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为孔子钦佩、赞许。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由于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所以积淀着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就其表现的主题看,上层社会思想家通过其宣扬礼教思想;社会中下层则借以肯定或赞扬女性的智慧;进入现代社会后,普通群众讲述的该类故事则在肯定女性智慧和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同时,还有了批评或贬抑孔子的倾向。     

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论孔学的主体思想与秩序和谐理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主体。春秋时期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充当重要角色,也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身的阶梯,孔子贵礼是和当时的礼治思潮相适应的。尽管礼是社会和谐秩序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面临着新的整合,因此儒家的秩序理想难以化为现实,但孔子的秩序和谐理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牛郎织女故事的“远行”母题与成年礼仪

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其根源来说反映了发祥于西北的周秦两个民族的交流和周秦文化的融合,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又融入古代的民俗文化。用故事形态学、文化人类学、过渡礼仪等理论,来探究牛女故事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使我们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故事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在汉族中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中,有40篇包含着"远行"母题。牛郎的孤儿角色蕴含了受礼者身份的文化记忆,远行的过程显示着对于将要走入社会、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青年必须要经受的锻炼与考验。作为相助者的牛有图腾动物的特征。在故事形态结构上,牛郎远行后继之以婚娶,与受礼者接受成年礼之后拥有婚娶权利的情形吻合。"远行"母题与成年礼在结构模式、阈限时期文化特征上具有一致性。因而,牛女故事的"远行"母题关联、对应着民俗中的成年礼仪式,承载着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成年意识。这在今天对于青少年的成年教育是有意义的。     

传统侗款的法文化探析

传统侗款的法文化主要体现在款组织和款规约两方面。款组织是侗族社会以地域为纽带而结成的联盟组织,是民间性的自治联防组织;款规约是维护侗族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二者在侗族社会的法律生活中集中体现了权威性和道德性。传统侗款的道德性和对和谐价值的追求,恰好契合了中国古代社会正统法观念。     

从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苦恼议及治理理论——以非人格秩序神话背后的真实故事为观察点

现代民族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哺育成长并以权利平等的名义走上历史舞台的。这里存在着无法破解的形式与事实的对立、普遍和特殊的对峙、抽象和具体的对抗。非人格秩序的神话以及韦伯对非人格秩序范例的官僚制所产生的苦恼,就是这种对立、对峙和对抗的结果。但韦伯式的苦恼只是一种面对形式分析中的悖论产生的浅表层面的不安,而生活真实中的故事则是政府被俘获和役使,官僚制"钢铁外套"不过是社会强势集团合身的技术工装或政治礼服。这一真实故事的情节在治理、善治的形式外套中同样继续,"元治理"困境即为明证。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试析民间童谣的地域文化特色——以浙江温州童谣为例

民间童谣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神秘,作为瓯越文化的温州童谣既是当地社会生活的镜像,又是当地人情感化与人格化的乡土文本载体之一.本文通过对温州童谣中展现的温州地方民俗风情、文化历史的探究,不仅展示了温州童谣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也体现了温州童谣独特的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     

温州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因素——温州自然法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规则与信仰"温州模式是内生于温州环境,由温州人自我选择、在温州改革中自然形成的制度。温州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亚当·斯密关于‘自然形成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以及哈耶克关于‘未经人类设计而产生的秩序,远远胜过人们有意构建的计划’的说法。"①因此,温州区域法律制度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独具特色。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昂格尔教授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法律观念区分为习惯法、官僚法(管理型法)和法律秩序三种,并认为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绝不是各种社会的普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