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研究——基于社会协同的视角

国家审计最新理论成果认为,国家审计对于国民经济社会运行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文章在分析协同理论及其对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启示的基础上,从适应社会管理新格局、防范审计风险、提高审计效率以及审计治理功能可持续发挥等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的社会协同建构必要性。文章认为,社会协同是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发挥基础条件,藉此相应从社会协同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实现的社会协同内容及其保障机制。     

刑法中的“多次”与不作为探析

在不作为犯罪中,其行为次数的判断不但对定罪起决定作用,也会对量刑有很大影响;鉴于不作为的特殊性,除了适用与作为相同的认定规则外,还要考虑作为义务的个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同时履行数个作为义务的可能性;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次数关系上,既要注意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也要注意两者之间的竞合。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视角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从而实现和谐社会“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动态平衡。     

“预算国家”与“政府再造”——基于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的分析视角

“预算国家”构建是现代国家构建之核心议题,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的现代国家成长理路,集中体现了现代国家理财重心以及治理重心的转移：从以收入领域为中心转移到以支出领域为中心。这一转型不仅从根本上重构了国家财政的收支管理,而且从整体上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标志着现代国家政府职能的变化和施政理念的发展,而“政府再造”则是这一转型之逻辑起点与现实旨归。     

城市社区研究中的国家社会视角:局限、经验与发展可能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基层研究开始关注邻里空间,许多研究者运用国家—社会范式来研究邻里。基于相关实证研究,本文力图揭示国家—社会范式在中国城市变迁研究中的局限性,尤其是对嵌入于特定邻里空间的利益与目标各异的行动者进行分析时的局限,认为在邻里研究中应更多地强调行动者分析。     

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坚强智能电网”

以国家电网公司为主体推行的＂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实质性地承担了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责任;而且电网企业承担着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坚强智能电网＂建设应当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统筹推进。     

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     

国家、社会与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

本文着重分析探讨了改革开放时期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影响和相互关联 ,认为国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所具有的影响作用是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控宏观经济局势来实现的。国家政府具体的政策法规与私营企业的再生崛起并无明显的关联。在私营企业再生崛起过程中 ,直接的影响和制约除了来源于正在发育形成的市场外 ,还来源于由私营企业主的各种人际关系所组成的“关系社会”。这一特殊形式的社会在市场尚未健全成熟的过渡转型时期替代弥补着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作用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社会风险应对

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的动机是增进社会成员的福祉.在社会质量的视野中,福社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利,而且将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纳入其中.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如何,不仅仅取决于它为其居民提供福利保障,还在于为社会成员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为其自我实现创造条件.社会质量理论内在地包含了抵御风险、建设安全社会、提高人们福祉、为人的自我实现增能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