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会通

在大学本科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三个层面的会通.一是理论层面会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二是应用层面会通西方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三是教学表达方式层面会通文字表达、数学表达和图形表达三种方式.教学实践证明,三个层面会通的实现,可以有效地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水平.     

吕柟与阳明学

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吕柟为主要代表的关中学者在面对阳明学的冲击时,仍坚守朱子学的立场,与阳明学者就教人之方、知行先后、格物致知、修己以敬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吕柟对阳明学的拒绝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周围及之后的关中学者,从而有效地抵制了阳明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使阳明学在万历中期以前未能取得关中思想的主流地位.     

论会通于“心”的知识与伦理——作为东亚精神文明重镇的阳明学

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发源于心,而心的功能则不限于思,还扩充于性情和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格物致知和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其特色是具有伦理性的知识论。具有思想和伦理双重功能的心发用流行为天地良心,其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修、齐、治、平;而人以天地万物之心,不仅能思考天地万物的物理,而且能体会天地大德曰生的伦理,是所谓尽性命之学。王阳明将儒家心性学的传统发扬光大,以致良知为其思想大端,揭示了儒家心性本位的知识论所独有的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伦理性,映射出了中国人生气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宋明理学流派竞合关系之地域文化史的考察——以江西德兴为中心

宋明理学各流派之竞合关系不仅是少数思想领袖间的诘辩与相互影响,亦是社会文化变迁大势的因缘会聚之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地域社会的培植之功。以洛学到朱子学再到阳明学的发展为例,这其中固然有很强的学派领袖的思辨融贯之功与时事背景。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此一思想变迁过程亦可以从地域、家族、学术交游及社会变迁这一独具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得到新的诠释。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阳明学成立与发展的朱子理学思想渊源

陆九渊与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一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以陆、王二人并称,将他们的思想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但二者之间更多只是思想宗旨相近,并无直接的承袭关系。相较之下,阳明学的产生、发展与朱子学有着更深的思想渊源。阳明学其是在朱子学的笼罩下,继承了朱熹所建构的经典体系、理论框架与主要论题,并融会了佛道的智慧,进而通过自得自悟的方式,对朱子学加以深刻的反思、批判而逐步形成的,因而可视为朱子学在明代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而王阳明所作的《朱子晚年定论》即来源于此前朱子学内部和会朱陆的逻辑思路,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阳明学与朱子学之间的思想渊源的具体例证。     

论东林对阳明学的纠弹

晚明阳明学与禅学合流,学术思想与社会意识发生迷离与衰颓,致使学者们在思想上进行纠弹,其代表是东林学者。顾宪成认为,王阳明以主观性的良知取代朱熹客观性的天理,造成了世人在道德精神认识上的一个“空”字,以及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一个“混”字,因此,返归朱学之格物穷理是唯一的出路,而目标是要使学术能整肃人心、开物成务。整肃人心,便要在道德论域中求落实;开物成务,则要于民生日用的科学上求突破,这便使晚明思想以返归朱学的形式超溢出宋明儒学建设道德精神的主流。但是东林学者没有亲自来推进,而只是扭转了风气,拓宽了论域。     

民国时期汤用彤《理学谵言》对朱子学的阐释与推崇——兼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

《理学谵言》是汤用彤在民国初期发表的一篇关于儒家文化的论文。汤用彤在文中详细阐述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拯救国家民族危机、提升国人精神道德方面的作用和意义。《理学谵言》反映了汤用彤对朱子学的推崇及会和朱王的倾向,并体现出汤用彤早期的文化观。青年汤用彤一方面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倡导文化救国,另一方面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充分体现了汤先生早期的爱国热忱、忧惠意识和他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彰显了汤用彤当时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论严复的译名思想与翻译会通

翻译会通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对于西学术语的翻译,严复所采取的会通法成功地借鉴了古代佛学翻译的格义法,其译名的会通法与其翻译标准所强调的“达旨”也形成了有机统一。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期,这种译名策略有效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严复的译名策略也因过度依附本土传统文化而暴露出诸多的历史局限性。     

阳明学派与公安派

公安派从阳明及其后学那里得到了理论的滋育 ,主要表现在万物一体论对公安派文论及主体性精神的贯注 ;心本体论对于性灵说的启迪 ;崇尚“狂者”与公安派的“英特” ;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与公安派的师心不师古等四个方面。     

比较朱子与王阳明的"格物"义

朱子的工夫论是通过"格物"探求天道,希望由此得出道德律令指导行为方向,以"格物"为因.王阳明"格物"义则是在自律道德中,通过本心发出道德律令,在此中,行为由良知伸展、遍润而得以正,换言之,以本心为主,以格物为果.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     

论曹魏玄学中诸子学的因素

玄学与经学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的兴起，是由复杂的历史积因汇流而成的，尤其是早期玄学与诸子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在研究玄学的源流时，除了易学、老子和庄子所谓的“三玄”之外，诸子学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索。     

对庄子批判意识与独立自由精神的体认与接受

庄子任性逍遥的艺术精神与孤标傲世的生活态度影响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目前,众多现代知识分子对庄子思想中的批判意识及独立自由精神这一层面的理性认同已毋庸置疑.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庄子的批判意识及独立自由精神的体认与接受中,鲁迅堪称楷模,他能真正以整个生命与理性融通庄子思想.在文化品格构建中,庄子思想中的批判意识和独立自由精神始终会是重要的一极.     

对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批评性考察

我们详细探讨了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三个方面，并就各个方面进行了批评考察，指出其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结合当今的金融危机分析了芝加哥学派消费者行为理论给我们的启示。     

广陵琴派一代宗师孙绍陶

孙绍陶先生家学渊博，精于琴艺；于广陵琴艺衰落之时，创办广陵琴社，弘扬琴学；培植琴人，传承琴艺。作为广陵派古琴第九代传人之代表人物，孙绍陶对广陵琴派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证人社二次别会与晚明浙中王学讲会之分合——兼论黄宗羲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证人社是晚明浙中最为重要的王学讲会,然因为主持者刘宗周与陶奭龄的学术分歧而曾有过二次别会,也即崇祯四年的白马别会与崇祯十一年的古小学别会,学界则多有将之混淆误解。十多年间,两派弟子的讲学与论辩,既有分歧又有交融,使得浙中的王学讲会在明清之际繁荣一时,发展出蕺山、姚江两大心学学派。其中陶奭龄对讲会活动较为积极,而刘宗周及其弟子则因为学术多有发明而影响深远。黄宗羲后来对蕺山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但他关于白马别会的记载多半有误,就证人社讲会而言则参与极少,且并非刘门左右师席者。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