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儒家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儒家文化面对时代的要求需要做出新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汲取养分,传承其中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儒家文化的内在理路与新时代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儒家文化中所欠缺的地方进行创造性发展,将儒家文化进一步与理性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相融合,打造新时代的文化传统。     

常州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保护传承研究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常州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对常州一千多年来的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产生了积极影响,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在常州不断传承。文章提出了进一步保护传承府学文庙等儒家文化的路径选择。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传承——儒家文化自觉的核心价值

本文从儒家文化的人格自觉要义入手,揭示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从文化的自我觉省、文化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的发展创新等方面对如何挖掘文化自觉的内涵以推进现代儒学的发展进行了充分论述。     

儒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审视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核心。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有过两次大发展,形成了两个历史性高峰。第一个高峰形成发生在先秦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等,创建了儒家文化并且得以制度化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第二个高峰是宋代文化的复兴和新儒学的建构,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等。在经过佛教文化的长期冲击之后,儒家文化进一步吸纳诸子百家,特别是佛家内心修持的思想方法,产生了宋明理学、心学。新时期,随着世纪形势风云激荡,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三个历史性高峰,儒家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资源与借鉴意义。     

韩国语的儒家文化特征

基于语言文化学观点,从家族主义文化、礼仪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等级秩序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韩国语的儒家文化特征,可以展望到韩国语儒家文化特征的未来发展趋势。在韩国语与韩国儒家文化的关系问题上,韩国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韩国语字词音义的各个层面,具有儒家文化特征的韩国语更好地起到了传承韩国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精神荒漠上的血色残阳——浅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早期军阀政治的影响

科举制作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和传递儒家文化的精神枢纽,它的废除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切断了士阶层的缙绅之路,促使士阶层分化。在西方资本主义物质和文化的打击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一时陷入蛮荒状态。道德文化的失范、士人的分化和地方绅军政治的膨胀为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和军阀混战提供了心理依持和政治资源。     

雷州文化及其德育意义探析

传统的雷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民俗文化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特色,是为广东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雷州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当代湛江文化。湛江文化与雷州文化的关系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雷州文化是湛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雷州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精神,尤其富蕴着当代德育意义,雷州文化与湛江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历来是湛江人民用以传承传统、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德育资源。     

平定县冠山儒家文化开发研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主流,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书院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传播着儒家文化之精髓,历史上造就和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去过平定县冠山的人,会被其浓郁的儒家书院文化气息和古树参天的幽静所感染。从开发的角度,研究冠山独特的儒家文化,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和传承人文教育、丰富山西省旅游文化、指导地方旅游开发有重要意义。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