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界限解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票据诈骗罪与票据纠纷、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罪名之间的界限问题,常常成为困扰司法认定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是防范和打击票据诈骗行为的重要一环。为此,文章从认定票据诈骗罪的基本界限出发,进而就该罪与相关罪名之间的区别和司法认定中常见的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划清彼此的界限,以期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工作有所裨益。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研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由犯罪目的决定其在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客观方面则表现出仅是作为形式等诸多特点.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应当考虑综合因素.     

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认定初探

在司法实践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司法认定的重要依据,由于合同诈骗罪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了其罪过形式应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非法所有说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点,更有利于揭露该罪名的本质、把握犯罪人的心理特征。非法占有目的,即是行为人欲意控制、支配、利用、处分他人财物并追求不法获益的内心意念。同时对其进行司法认定还应该关注如下三个要素:认定标准、认定方法和认定内容。     

冒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以“蚂蚁花呗”与“京东白条”为例

在刑事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冒用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行为的认定较为混乱，主要有盗窃罪、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争。该类行为的刑法定性中，厘清相关产品及其额度的性质，区分不同的冒用行为模式是关键。根据发行机构和产品功能进行判断，网络消费信贷产品既非网络贷款，也非虚拟信用卡，应当首先排除构成贷款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对于应当构成盗窃罪，普通的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需要根据案件的实际被害人以及行为人在冒名行为中的具体差异进行区分判断。     

合同诈骗罪若干问题探究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涵应根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性质来确定,即该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体现动态的财产关系的合同。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欺诈行为、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在违约后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行为人对取得对方标的物的处置情况等方面予以考察。     

合同的成立、有效与生效之比较

在我国的合同法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 ,逐渐认识与区分了合同的成立与有效 ,但对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却未作严格的区分 ,更未区分合同未成立与未生效的法律后果 ,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上述问题的混淆。本文较详细地提出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区别之处的个人看法 ,以此与法学界的同行探讨 ,并以引起司法实践在适用法律上的谨慎     

保险诈骗罪共同犯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探究

保险诈骗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一般情况下根据刑法的规定,判断是否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可认定。司法实践中,具有疑难性的情形包括两种情况。对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应区分不同情形具体分析。对保险诈骗罪中内外勾结行为的认定,应采取＂特殊身份说为主,职务利用说为辅＂的原则作为指导。     

行政合同诉讼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行政合同不同于民商合同,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合同适用同一法律。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纠纷案件时,应该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依照有关行政管理法规审理行政合同案件。     

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由于刑法和民法的严格分野以及“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实践,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尽管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已有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少从民法的角度考虑本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合同行为属于典型的私法行为,在合同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论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较为猖溉、危害巨大的经济犯罪形式。这种犯罪利用合同“合法”形式进行诈骗，具有欺骗性、复杂性、隐蔽性等特点，常与经济合同的违约相混淆。以往由于缺乏相关的处罚规定，合同诈骗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诈骗罪或投机倒把罪来认定、量刑，很不科学。为严厉打击台同诈骗犯罪，199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依据（原）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构成诈骗罪，同时规定了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成…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比较研究

一、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下: (一)、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个人,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主体。单位构成本     

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法理分析

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格式条款对合同自由的背离、与合同正义的冲突,成为对合同格式条款进行司法规制的重要法理基础。对格式条款司法规制方法的法理分析,可以从格式条款疑义之解释和格式条款效力之认定两个角度来进行。     

国家建设项目造价司法认定的模式冲突与选择

国家建设项目造价的司法认定有三种合法模式,即合同认定模式、审计确定模式与司法鉴定认定模式。三种模式均有法律依据与司法判例。三种模式共存的现状会引发个案中造价认定的冲突,冲突的实质是法律冲突。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根据个案情况区别适用法律。     

无效合同判断标准的法理学研究——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

文章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视角,在法理学上分析了强制性规定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对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不能一概认定无效,并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判断标准进行了法理思考,以期司法实务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     

一般有效,例外无效: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效力的应然安排

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是处理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时必须解决的问题。现行金融管理政策和司法实践对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倒逼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借款多以变异方式出现。但是,这种否定评价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相关司法实践也造成了一些法理困惑。一般有效,例外无效应是重构非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效力制度的理性选择。     

民法分则合同编之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则完善——以建设工程“黑白合同”为例

建设工程"黑白合同"无效事由认定混乱的根源在于《合同法》第52条可操作性不强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回避。《民法总则》第146、153条对"黑白合同"无效事由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但《合同法》第52条、《民法总则》第154条仍然以合同履行行为结果之利益损害作为合同无效的基础事由,值得反思。应在民法分则合同编对合同无效事由进行完善,具体建议为:基础事由合同履行行为之损害结果修改为合同主体虚伪意思表示,将法律事由由行政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修改为司法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将内容事由限定于违背公序良俗。     

略论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行政合同是在二战后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行政领域的一种新型非权力行政方式,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有关规定,其司法救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完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应明确将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改变行政诉讼的诉讼构造;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合同公益侵害诉讼的公诉人;完善行政合同争议诉前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     

论集资诈骗罪

集资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使用诈骗方法和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认定集资诈骗的罪与非罪时,应注意非法集资与合法集资的界限、集资诈骗罪与集资纠纷的界限,此外还应特别注意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以及处理与集资诈骗行为相关的一罪与数罪的关系问题。《刑法》第192条及其司法解释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根据,刑法理论只能作为法无明文规定时的一种补充。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从一则案例分析入手

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司法实务界一直致力于准确理解其规定并加以适用。理论界需要正视信用卡产业自身的迅猛、粗放型发展过程中内含的机制性瑕疵和司法实务界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的倾向。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争议性项目需要加以界定、探讨,如“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银行催收要求”、“持卡人认定”等问题,努力达到一种既符合金融信贷业发展规律又与刑法精神相契合的解读,并提出一种民事与刑事法律法规合力互动的“民刑应对机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