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青体”叙事诗

论“艾青体”叙事诗张林杰一茅盾曾说，在长诗中，他对“艾青体”比较中意①。“艾青体”这一称谓，暗示了艾青长诗（当然包括了他的许多叙事诗）与众不同的格调。但并不是艾青所有的叙事诗都具有这种格调。实际上，真正具备“艾青体”叙事诗特征的诗歌，总是那一部分元气...     

艾青叙事诗论

艾青的叙事诗创作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艾青叙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     

试论艾青诗歌创作中的“理趣”

“理趣”，是艾青当代尤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这是由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及其创作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五十年代中期，艾青作品已有此萌芽，在新时期，则成为重要的主导特征。“理”的内容的拓展和“趣”的表现的多样，使艾青的新时期诗歌取得了很高的的成就。其中“理”的内容，包括政治道理、人生哲理、哲学真理；“趣”的体现，在于机敏的智慧、丰赡的手段、别致的诗体。内中根源，是因为其诗歌创作艺术思维的过人之处，一是讲“积淀”，二是重“感悟”；这是对传统诗歌创作观念的补充、发展和完善。由此也使艾青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迪性和生发性的审美特征，并附着着明显的“时代精神”，体现了“现代性”。     

关于“艾青研究”的几个问题

要把“艾青研究”推向深入,应该及时发现和正面回应“艾青研究”中社会和学界提出的问题。目前学界建议创建“艾青学”,对此本文认为应该谨慎。关于“艾青个人情感生活”的研究,关键是研究的态度以及意义和价值。“艾青形象”的整体评价是一个重大问题,要弄清“艾青形象”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取舍标准,从大处和高处进行历史评价。对于解放前后艾青诗歌质量落差的问题,应从历史环境和诗人个体的变化给以同情和理解,从而总结出有利于今后诗歌创作可以借鉴的东西,不应出于非学术的目的而利用诗人。       

第二届中国艾青研究学术峰会暨“艾青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4年11月15日,第二届中国艾青研究学术峰会暨“艾青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与会学者围绕艾青诗歌研究、艾青诗歌理论研究、艾青研究展望三个议题进行了研讨,分析了艾青研究已取得的成绩,探讨了艾青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诗体变革视域中的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

中国现代叙事诗艺术的成熟，以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长篇叙事诗的崛起为标志。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在诗体变革上，既非一味摹仿旧形式，又非纯粹“旧瓶装新酒”，而是以崇高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大众化与审美化的互补为理想。其真正的意义，不是说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严格地说它自身也在摸索——而是开辟了新的艺术空间。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也难免有其局限，正视这一点，是正确认识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的需要，更是叙事诗诗体走向成熟的需要。     

论吴伟业的诗

吴梅村的叙事诗被誉为“梅村体”，达到了中国叙事诗的高峰，被称之为“绝调”。对他的叙事诗的评价，历来总是认为吴梅村是“诗史”，通过诗歌寄寓兴亡之感，具有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本文认为吴梅村诗歌的独特魅力在于关注个体命运，展示时代苦难、人生悲哀。诗中对人的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皆缘于诗人对个体命运的极度关注。在吴梅村的诗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歌儿舞女，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些人物在易代之际的升沉荣枯，繁华寂寞，无不寄托着诗人的兴亡之感     

论“梅村体”的用典

论“梅村体”的用典程相占吴伟业著称于世的“梅村体”渊源于元白的“长庆体”。较诸元白之作，“梅村体”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用典。王国维《人间词话》曾将二者作过简单比较：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     

中西抒情诗“情”“景”表现模式比较

中西抒情诗“情”“景”表现模式比较董洪川尽管中西抒情诗作为两种文学传统在语言、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大相径庭，可至少有两个不容否认的共核部分：一是视抒情为至高使命，无情不成诗（这主要是与叙事诗相对而言）；二是中西抒情诗绝大多数都是诗人内心感受与外界客观景...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新时代“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的四个维度

“讲道理”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根本，依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可分为“以论说理”“以行见理”“以事析理”“以境释理”四个维度，四者分别侧重关涉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以论说理”充分关注教师主体“论”的能动性；“以行见理”重点激发教育客体行动实践的自目的性；“以事析理”侧重发挥介体“事”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以境释理”主要突出教学场域的思想影响与转化功能。四个维度统一于思政课完整的教学过程中，体现了思政课教学过程规律，有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助力思政课培育“四有”新人的新时代使命的高质量达成。     

略论近代叙事诗的“诗史”特征

近代叙事诗不仅详尽地描绘了中国近代的各大历史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部风云变幻的近代史,而且放眼看世界,对近代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也作了记录和反映,充分彰显了中国叙事诗“纪实性”的特征,堪称当之无愧的“诗史”。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梅村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诗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明清诗学的变化从他身上都可以得到解释。他学习前人而不一味地因袭前人，继承的同时又体现创造，其梅村体进一步把唐代元、白所开创的叙事诗传统推向了抒情写意的极致，显示了中国古典叙事诗抒情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他又以明“七子”复古派后继者的身份具体落实了“七子派”在明清之际的影响，开创了清初诗文的局面     

论维吾尔古代书面“达斯坦”及其分类

维吾尔古代书面文学分叙事诗和抒情诗等两类.其中叙事诗的地位较高.叙事诗一般称为“达斯坦”.维吾尔古代书面文学作品中有70多篇达斯坦,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达斯坦分十种类型.本文初步探讨维吾尔达斯坦的主要内容和分类等问题.     

释“顾”、“寡”

本文以中山器铭为线索。主要证明以下几事个多元归并体,页铭的“页”字是字的加就是它的变体,“寡”字本从、中山器字是变形式。     

《西厢记》“主脑”之别论

李渔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剧情结构理论，突破了戏曲“首重音律”的惯例，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规律及其艺术蕴藉。然而，李渔以之分析《西厢记》之“主脑”的“一人”为“张君瑞”，“一事”为“白马解围”的观点，却不尽合乎情理。其实《西厢记》所立“主脑”之“一人”当是“崔莺莺”，“一事”当是莺莺的“自主择婚”，并以此建构“许婚”与“望配”、“赖婚”与“私会”、“改配”与“团困”的三组二元对立剧情结构。     

先秦“伍”体系统初探

先秦“语”体系统形成主要是瞽、史讲史,“治国之善语”,“教诫之语”,“嘉言善语”,讲学之“语”,“庶人传语”等。“语”体形态主要有《尚书》、《论语》、《短语》、《训语》、《事语》、《语丛》等。     

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

如果撇开枝叶不论,吴梅村的诗歌里大致形成三重主干:历史的铺叙,现实的感应和自我的观照。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聚焦于“梅村体”叙事诗广阔的历史容量与杰出的叙事艺术在古典叙事诗中的成就地位,格外注目《芦洲行》、《马草行》、《打冰词》等作品如何深刻地反映现实吋,似乎相对忽略了创作主体的自我体认。就“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某种角度看,“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群里,再没有谁如吴梅村一般于“感怆时事”的同时,缠绵凄婉地“俯仰身世”,铭心刻骨地忏悔自我,痛苦而执著     

猜谜赢得“落汤鸡”

明朝末年，有位叫黄周星的学者，官至户部主事。明亡以后，隐居湖州，以诗文著述为事。他雅好灯谜，首创“酒令体”，谜面为诗词，谜味醇厚。他本姓黄，幼年时为湘潭周氏养大，故名黄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