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白”看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主要以汉族、藏族、纳西族以及少量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通过对颜色词“黑”和“白”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联想意义的比较,透视不同民族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差异性,并浅析部分原因。     

“苍黄”辨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唐诗选和杜诗选本,对杜甫《新婚别》中“苍黄”(“誓欲随君往,形势反苍黄”)一词的解释,颇为纷纭。如浦江清等人编的《杜甫诗选》注云:“苍,青色;黄,黄色。可青可黄,形容形势翻覆多变。”(179页)程云青的《杜甫诗选讲》注云:“苍黄:反覆。苍黄本是两种颜色,这里比喻反覆多变。”(132页)马茂元的《唐诗选》注云:“‘苍’,青色;‘黄’,黄色。‘苍黄’,指青黄相间的一种杂乱颜色。”因此他将“苍黄”引申为“思想混乱”(上册342页) 以上诸注均认为“苍黄”的本义是青黄两种颜     

隐喻认知视角下英汉基本颜色词的语义异同

本文以隐喻认知理论为基础,以英汉语言中基本颜色词“黑”、“白”、“红”为例,比较分析了在隐喻认知视角下这些颜色词的语义异同。     

论颜色词的文化内显义——兼谈“五色”

汉语颜色词是人们用来表达色彩范畴的词汇集合。但在中国古典韵文文体文学作品中,具体语境下有些颜色词并不表示颜色的含义。本文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6部韵文文体作品中的颜色词,探寻颜色词非原型语义的产生机制,并重点分析其中具有文化内显义的颜色词,从而判定组成"五色"的颜色词系统。     

朝鲜语“■”系列颜色词的语义派生

朝鲜语"■"系列的颜色词可分为"■"类和"■/■"类,它们包括诸多下位颜色词,并含义丰富。现以"■"系列的颜色词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类和"■/■■"类涉及到的意义范畴,分析这些意义的派生形式。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与“性”

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性”的意识,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不同“颜色”的内涵及其与“性”的关系也大相径庭。作为“性”的代名词,蓝色、黄色、绿色、粉色、红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地使用着。比较和分析各种“颜色”与“性”文化的密切关系和深刻渊源,可以从中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性”文化的诸多差异。     

古吴楚语地名词“浦”“步”“埠”探析

学界对于“步”“埠”是古汉语词还是古越语词争议颇多,结合古汉语文献、汉语方言、当今地名,试图探究“浦”“步”“埠”的词源,认为“浦”是古吴楚语方言词,与越语中表“渡口”“竹筏”的词以及“虚（墟）”有同源关系。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论“真”与“真理”

论“真”与“真理”王路本文认为，真与真理是两个概念。西方哲学家所讨论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是“真”，而不是“真理”。然而，多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以“真理”一词翻译解释西方语言中的“ｔｒｕｔｈ”（或“Ｗａｈｒｈｅｉｔ”）一词，由此导致我们...     

释“黨”

本文分析了形声字“黨”字“从黑”的义理所在,“日不明”为“黨”的本义,进而梳理“黨”一词的词义系统,揭示“黨”一词由本义产生引申义的具体途径.     

关于“异读字”正名

一、“异读词”还是“异读字”? 人们往往将“异读字”称为“异读词” (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1985年12月27日《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妥当。“字”是记录“词”的书写符号,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是训诂学或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词”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是语言学或词汇学的研究对象。两者不可混。拿国家普通话审音委员会1985年12月修订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来看,其中所审的,很多在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词”,而只是记录词素的“字”,如“阿”、“蔼”、“霭”、“隘”……。这种现象应该称为“异读字”才合乎事实。否则,名不正而言不顺,很难进行科学的论述。     

论明清俗语辞书的收词特点——兼论辞书编纂中的“语词分立”观与“语词兼收”观

词目是辞书中被解释的对象,明清俗语辞书收录词目的特点一是“字”、“词”、“语”兼收,二是“词”“语”为主,“词”占重头.从明清俗语辞书“语”“词”兼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认为辞书编纂中“语”“词”兼收与“语词分立”是可以并存的,明清俗语辞书的“语”“词”兼收现象不能简单地判为不足.     

词学范畴之“重”与“轻”

清代况周颐提出“重、拙、大”之“作词三要”,将“重”定性为词学的三大基本范畴之一。词学范畴之“轻”与“重”的形成和界定有一个独特的过程,一方面,词之题材内容由“轻”入“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词体本身题材的丰富扩大,意象风格也从局限于轻柔婉媚而扩大到庄严厚重、慷慨雄壮。从内涵的界定来看,词之“重”者,既指词作外部风貌的浓墨重彩、题材内容的包孕丰富,又蕴涵了沉挚深厚的感情、思力深刻的思想以及沉着雅正的气格等等。相对而言,“轻”范畴的涵义更具多重性,褒贬兼而有之:既可指向语言意象的轻清倩丽、艺术风格的轻灵浑成,也指向题材内容的单薄狭隘,流于轻浅、缺乏浑厚沉着之致。     

试析“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启迪

通过分析“颜色革命”产生的根源,得出产生“颜色革命”的决定因素是本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颜色革命”给我们的启迪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十分必要。     

伊斯兰“吉哈德”与“圣战”探微

近30年来,由于各种以“圣战”名义的恐怖活动频发,在世界非穆斯林民众的印象中,“圣战”似乎成为暴力和恐怖的代名词。事实上,“圣战”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吉哈德”一词,而当代大众对伊斯兰“吉哈德”和“圣战”其实是存在认识误区的,这种误解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试论苏轼词的充分“士大夫化”

对于苏轼的革新词风和“以诗为词”,前人和今人的评论可谓多矣。然而我总感到尚有若干未“说透”之处。本文拟就词的“士大夫化”这一特定视角来重新认识苏轼对词风革新所作的贡献。词的“士大夫化”是王国维首先提出的。《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撇开它过去贬低李煜之前的词为“伶工之词”     

诗词“言志”、“言情”观念比较

传统的文学观念中 ,诗旨和词旨是不同的 ,诗重“言志” ,词讲“言情”。由此出发 ,诗境和词境、诗言和词言也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诗境阔 ,它着眼于写自然之境 ,而词境幽 ,它侧重于写内心之境 ;诗言重炼字 ,讲究诗眼的锤炼 ,而词言重炼句 ,讲究句子的精微描绘     

解读自我──从“批判”、“反思”和“忏悔”说开去

当我们探讨西方人和中国人不同的“国民性格”的时候，有三个词是应当予以关注的，那就是“批判”、“反思”和“忏悔”。正是对这几个词的不同诠释或不同态度，使得两种文化及其不同历史影响之间的差异表现得十分突出了。一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批判”这个词是完全不陌生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无疑是最高的。当时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对一度还写进了宪法）。其实，这“四大”归根到底是“一大”：大批判。在那个年月，几乎人人都在进行批判：批判阶级敌人，批判牛鬼蛇神，批判封…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对”和“对于”的音节语值比较

作为介词的“对”和“对于”在多数情况下能互换,“对”比“对于”的用法要广。而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它们出现的频率是不同的,现在我们从音节方面来考证它们用法的差异。“对”是单音节词,“对于”是双音节词,双音节词发音较长,语气较为缓和,使后面的语言有较大的发音空间,拖带力相对要大些,所以“对于”后主要接词组,较少接名词和代词(或指量词)。单音节词语气较为短促,拖带力相对小些,“对”后接名词、代词较多,也可接词组。一个词,音节的长短影响到拖带语言成分的“量”,还影响到它在句中移动句法位置的活动能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