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智慧治理的中国话语：中外智慧治理意涵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智慧治理研究成为热点。国外智慧治理研究主要是基于智慧城市来进行,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六大内容之一;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一系列复杂情况,公共治理维度的智慧治理概念被提出;智能治理则是融合了东西方智慧的全球治理概念。国内智慧治理从智慧城市治理,到新型智慧城市治理,再到智慧社会治理,实现了从引介、借鉴到本土生长的超越,需要构建植根于中国情境和政策叙事的智慧治理话语。中国话语的智慧治理,需要更加凸显人工智能的作用,因为智慧治理的智慧来自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它是人类群智与人工智能的人机共治,智慧治理位于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紧密合作与离散独立这两极之间的连续光谱上;需要更加凸显全球治理视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竞争延伸到制度与体制的竞争,国际的政治也是国内的政治,智慧治理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中体现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智慧;需要统筹线上线下,注重线下群体智能,践行新时代网上网下群众路线,汲取中国实践的治国理政智慧;需要统筹城乡,弥补城乡数字鸿沟,实现乡村跨越式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坚...     

智慧城市时代的灾害治理变革——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自然与人为灾害是工业4.0时代城市发生的“不对称威胁”之一,信息与通信技术、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先进数据科学最新发展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以往无法想象的能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智慧城市范式应用于灾害治理,它有效提高了灾害治理能力,甚至成为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智慧城市在灾害治理中的应用包括数字治理、技术治理、智慧治理与多元治理四个基本内涵,它对传统灾害治理形成了新范式、新技术、重新设计、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挑战。政府需要将智慧城市计划作为灾害治理的战略工具,利用智慧城市技术推动灾害治理变革。政府也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智慧城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安全,政府规划在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政府、民众与社会组织需要合作共治,才能促进一种更细致与更包容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智慧城市范式在灾害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会遇到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社会道德、社会排斥、数字鸿沟、政治偏见、错误信息传播及低效的远程工作等陷阱,政府与民众必须考虑与避免这些陷阱,才能最大限度利用它造福城市安全。     

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

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治理变革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正在实现从以政府管控为主的"社区管理"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变。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在活动领域、资源条件、运行机制、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多方面面临着行动上的困境。为此,基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向好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基层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深层次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尽快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管体系。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论我国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更影响到经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采用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评估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即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重构,进而形塑了一种新型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中,社区民警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强调将警务工作重心下沉社区的大背景下,社区民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显得格外重要。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特殊身份的拥有者,社区民警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具有多元性。社区民警通过基于个体治理行动的关系嵌入,在街居空间普遍建立起警民间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了社区警务互惠规范,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实现了社区平安治理目标。如果说关系嵌入往往呈现出个体性特点,那么组织嵌入则多是依托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安排而展开的,通过对社区网格绑定性参与、党员社区民警在社区交叉任职等组织嵌入方式强化了社区民警的社区嵌入。与此对应的,基于特殊视角下的空间嵌入则使得社区警务室作为一种特殊的治理空间形态嵌入城乡社区中,并呈现出一种新的空间治理格局。这些嵌入方式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构成了社区民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维嵌入体系。     

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区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阶段特征

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其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建设呈现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多样与"异化"共存、基层社会管理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服务体系及其方式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的阶段特征。     

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及其角色定位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承担着纠纷解决的重要司法治理职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当中,全国各地法院都在积极参与基层社会的司法治理。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法院大致是从"立足于审判职能""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和"通过发布司法建议等规范性文件"的路径来具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以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从社会角色来看,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分别承担着"司法性角色""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等,从而形成了法院参与基层治理的不同模式。当然,法院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所承担的"服务性角色"和"治理性角色",总是以"司法性角色"为前提和基础,以防止出现"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现象。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以合同契约的形式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社会组织带入基层社区治理场域。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参与社区治理过程涉及到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层面,结构嵌入体现在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之间的结构特性及其资源获取能力,关系嵌入体现为不同主体的互动策略。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实质是社会组织依靠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资源动员与自组织培力的过程,是社会服务网络建构与社区治理共同体打造的现实基础。政府购买服务以项目制嵌入到社区能使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三社联动"的运行更加良性、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最终使"嵌入—互动—合作"图景得以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