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天台智(岂页)对法华妙理的开展

天台智的巨著《法华玄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诠释《法华经》之旨意的精妙,更体现在其围绕着法华妙理,而开展出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同时,各种佛教理论亦得到了归纳、整理、总结和发扬。故此,学人欲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教理和教义,《法华玄义》不失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足以从中一窥中国佛教的精髓。     

《黄帝四经》的“正名—用名”逻辑研究

逻辑学是研究论证结构与规则之学。帛书《黄帝四经》逻辑为"正名—用名"论证类型,"正名"是确立名之所指,反映着道家的名实观;"用名"体现于"君人南面之术"里,为执政治世之保证。《皇帝四经》"正名—用名"逻辑是先秦道家逻辑的一部分,只是《老子》讨论重点在"道"名上、《管子》与《皇帝四经》一样讨论重点在"物"(社会政治)名上,《庄子》则兼而有之。"正名—用名"逻辑是一种离不开具体内容的论证类型,有着鲜明的社会政治的功利性。先秦道家逻辑是先秦逻辑的一部分,先秦逻辑都是此种类型,不是演绎、归纳的逻辑,也不同于佛教逻辑。正是因为"正名—用名"是一种论证结构而成为中国逻辑类型,又有别于中国哲学,但是它必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由此来确立中国逻辑之身份。     

佛教在日本物语文学中的不同影响——《源氏物语》与《平家物语》的比较

佛教传入日本后，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重大影响，但日本在吸收、融合佛教思想时，是以日本文化为前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佛教思想对日本有不同的影响，这在物语文学中尤其是《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中有较突出的表现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中国传统佛教与日本“批判佛教”

从20世纪初开始,一直有日本学者质疑中国传统佛教并非真佛教,最后酝酿出"批判佛教"的思潮。他们在误会《阿含经》缘起法的前提下,强力否定以如来藏之修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佛教。影响所及,台湾佛学研究出现了日本化的倾向。事实上,如来藏并不违背《阿含经》。《阿含经》的"我"和"识界"等名相,以及入胎识、持身识等观念,说的都是如来藏,也是实质上的大乘法。     

浅谈《红楼梦》和佛老思想

自从汉魏六朝佛道两教盛行以来,中国文学与哲学就同佛教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文学家和思想家尽管并不崇拜和迷信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但对《道德经》、《南华经》、《般若心经》、《楞严经》都作过精深的研究。尤其使人惊异的是:无论文学家或哲学家,往往对佛老的经典研究愈深,从异端学派那里吸取的思想养料愈多,他在哲学上和文学上的成就也愈大。单从明清两代来说,思想界的巨子王阳明、李卓吾、王船山、龚自珍是这样,     

缘合的碰撞——论《庄子》与佛教的关系演变

印度佛教能在中国得到如此顺利的传播与发展壮大,其中之缘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庄子》思想分不开的。《庄子》与佛教不仅在生命的感悟上、生死问题的思考以及消解痛苦的价值取向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而且,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与《庄子》亦是难舍难分。佛教与《庄子》的关系,首先是形式上的偶然巧合而被借用,然佛教立足后,想摆脱《庄子》式的影响,以寻独立之发展,可此路向却把佛教推向了衰落的危机之中,而后振兴的禅宗,却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庄子》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交融关系。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佛学研究大家赖永海教授对话

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研究中国佛教的佛学研究者和僧尼念经修佛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对于中国佛教的信仰与实践,而前者则是对这门高且深的学问的研究探讨,是属于哲学范畴的学术行为。 记者知道赖永海教授这个名字,是缘于翻阅他主编的一套多达十一卷的煌煌巨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以及“三论宗”研究专家杨永泉先生的推荐。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佛学研究大家。     

地方志文献汇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地方志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献资料库,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中国历代地方社会的佛教和道教历史信息,展示了较佛教《大藏经》和《道藏》及各种"正史"文献更加真实、生动和具体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的推出,必将促使国内外的中国佛教和道教史研究从以人物和思想为中心的线性史研究走向以道场(寺观)为中心的立体史研究,从以往的单线条静态史研究走向多维时空的动态史研究,并将改变过去在三教关系、政教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中心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解释模式而趋向以民众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解释模式。     

孙昌武教授与佛教文化研究——以《中国佛教文化史》、《禅思与诗情》为中心

孙昌武教授的《中国佛教文化史》和《禅思与诗情》，充分体现了孙先生治学的主要观点、贡献和特色，其佛教文化的研究视角，既是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深化。     

汉译佛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印度佛教经历漫长流播之后,目前最重要的是三大派别：即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这三大派别,在中国都有良好的发展。相对说来,汉传佛教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大些,研习者也最多。其中,那些文学性强的汉译佛典,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最受世人欢迎,     

中国佛教宗派問題补論

中国佛教宗派的历史,史实复杂,記載纷歧,其真象有待于深入地探討。去岁曾就中国佛教有所謂“十宗”、“十三宗”的問题加以論列,并写了一篇《論中国佛教无“十宗”》,載1962年第3期《哲学研究》。一年以来,在搜集中国隋唐佛教史料时,也留心到宗派問題,有些中国和日本的資料可以作为前文的补证。因此草成本文。主要是提出些資料加以論述,只是讀书札記而不是科学論文。不敢敝箒自珍,提出以供参考。本文拟分下列三部分論述: (甲) 晋唐间流行的佛教经論的一些相关資料(乙) 略論从学派到教派(丙) 日本的一些資料     

《古小说钩沉》中的民间佛教及其史料研究

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主要涉及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历来为文学界所重视,并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史料而被广泛引用。在民间佛教这一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古小说钩沉》为两晋南北朝的民间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古小说钩沉》的民间佛教突出灵验特色,在信仰、仪式、象征体系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民间佛教的定型主要是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的。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佛教流行与汉魏两晋正史对佛教的记载

在汇集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流行对汉魏两晋正史佛教记载的影响。研究表明,东汉时期,佛教初传,影响很小且依附于中国传统的神仙方术,因此为官修纪传体正史《东观汉记》所忽略。三国时期,佛教渐趋流行,谢承《后汉书》和鱼豢《魏略》对佛教有了适当介绍,以助人们尤其是统治者对佛教的了解。由于当时人们只是将佛教理解为斋戒祭祀的一种,因此两部正史所介绍的主要是被视为"神"的佛陀的情况。此外,这一时期,佛教因势力有所增长而试图摆脱对道教的依附,从而引发了佛教与道教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两书中也有反映。到了两晋,佛教迅速发展,最终引起了袁宏《后汉纪》的重视。但其对佛教的介绍和称颂有着浓郁的玄学色彩,这是两晋佛教玄学化和当时名士对佛教的理解的真实反映。     

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作用

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作用严耀中道德与法律一样，都是把人们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探讨佛教道德观念对中国曾起着何种作用，即使在今天，对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历史与当代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佛教道德观念的传...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20世纪“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论要——以著作类研究为主的学术简史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佛学研究中开始注意到佛教文体对中国小说的影响;在文学史著述中,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出于时代要求与个人兴趣,对佛教文学予以了更多关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真正、切实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了佛教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对我国小说的深远影响,此书之研究结论多有发凡起例之功。20世纪下半叶,代表着“佛教与中国小说”研究最新进展与较高水平的专著当推张中行与孙昌武二人的同名著作《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氏的著作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此外,单篇论文方面则以早期的陈寅恪及季羡林等人的文章尤具影响力。